聲音景觀的敘事
電影一開始，觀眾隨着主觀鏡頭步上蜿蜒的螺旋型樓梯，走上天台，然後見到男孩的背面，他坐在天台的矮牆上，背向觀眾，面向遠處灰白而筆直的高樓，縱身躍下。下一個鏡頭，觀眾卻見到男孩站在天台外延伸的小平台上，似乎可以舒一口氣，但有不祥預兆。開闊的天台空間，在影片中重複出現，是男孩鄭有傑（黃梓樂飾演） 在十歲時自殺的現場，也是他長大後的弟弟鄭有俊（盧鎮業飾演）揮之不去的回憶創傷。影片結束前，鄭有俊拿着一束白色鮮花，踏上迴旋的樓梯，重複哥哥當日的腳步，幻想中看見十歲時的哥哥站在天台上，兩人相對無言。
天台場景的首尾呼應，象徵鄭有俊在故事中企圖擺脫失去哥哥的創傷，以及自我懺悔和尋找救贖的過程。這一方面就令人想起希治閣（Alfred Hitchcock）在《迷魂記》（Vertigo）中男主角最後第二次登上高塔頂鐘樓的樓梯，以克服其自身的畏高暈眩和愛人死亡的創傷。但《年少日記》中更重要的是，迴旋樓梯的意象，既象徵着男主角有俊循環往復的回憶片段，又與影片中的主題音樂——德布西（Claude Debussy ）的《夢》（Rȇverie），又稱《幻想曲》——的重複性的音樂結構緊緊呼應，全片通過記憶的時空穿插，過去和現在的片段交替輪迴，跟德布西的的鋼琴曲，以及此片出色的鋼琴與吹管樂器配樂（《年少日記》電影原創音樂出自幾位年青音樂人區樂恒，廖穎琛，張戩仁，聽來也很有德布西的味道），達到一種聲音和光影配合得絲絲入扣的境界。
在十九世紀末的法國，德布西受「印象主義繪畫」（Impressionist painting）和「象徵主義文學」（Symbolist literature）的跨界影響，創作出他的與視覺意象相關的音樂風格，要喚起一種情緒、感覺、氣氛或場景。德布西有名的《夢》其實是英國皇家音樂學院鋼琴第八級其中一首考試選曲，吻合劇中鄭家的中產家庭父母對兒女的巨大期望，就是要他們在學業和其他各方面都要做到至高至完美，所以有傑的鋼琴陳老師就對爸爸解釋，德布西的《夢》對成人來說，彈奏仍然十分困難，「左手長期彈奏八分音符，右手得兼顧三連音」，因此父母不可以對小孩子要求太苛刻。
陳老師說得甚對，樂曲在鋼琴演奏技巧上其實難度極高。左手彈奏的八分音符系列，一開始即以音樂術語「極弱」的 （“pp”，即pianissimo）但又「非常柔和且明白地」（“très doux et express”）彈奏來清楚點出樂曲的情緒與感覺，高低起伏而又循環不息。右手彈奏的主調節奏是「小行板但不要太慢」（Andantino sans lenteur），非常難掌握。左右手要配合得天衣無縫，猶如兩兄弟之間的關係才可以和諧並存，可惜劇情與音樂的境界造成一個極為諷刺的反差。父母溺愛學習成績與音樂都表現出色的弟弟，而哥哥終日活在「鄭有傑，我是垃圾」的自卑和缺乏家庭溫暖的環境下，最終導致自殺的悲劇。
德布西的鋼琴曲第一次以「畫内音」（diegetic sound）出現，是弟弟鄭有俊（何珀廉飾演） 在學校演奏並得到老師的讚譽。第二次輪到哥哥有傑在家中跟陳老師學習，但只能夠彈得零零碎碎，斷斷續續。然後我們聽到有傑的（日記）「畫外音」（non-diegetic sound），是他在陳老師的鼓勵下，希望終有一日能夠完成彈奏整首樂曲，還以陳老師做榜樣，立志將來要做一位關心學生的老師。聲音隨即轉到德布西的《夢》的畫外音，隨即鏡頭一轉，時間又跳躍返回當下校園的暴力打鬥場面，這時弟弟有俊已為人師，正在為一封檢到的學生自殺遺書而苦惱，更勾起他潛藏於心底的對哥哥的懊悔和記憶。另一方面，他的學生Vincent因為有弱聽，常遭到同學欺凌。德布西那輕柔和寧靜的鋼琴音樂，跟現實中學校和家庭發生的暴力和危機，造成極不和諧和衝突的反抒情效果，並引導觀眾作出自己的社會解讀。
音樂和聲音成為了保留記憶之門的鑰匙，而日記書寫成為引發記憶的催化劑。一盒舊式的卡式錄音帶，保留着哥哥有傑演奏德布西鋼琴的錄音，後來爸爸（鄭中基飾演）不斷重複播放來記起兒子，聽到直至音帶壞掉。斷斷續續和沙啞的錄音聲帶，猶如撕裂的記憶和破碎的家庭。爸爸已無法記起死去的兒子的音容，只能藉着錄音聲帶懷念和懺悔。這時聲音取代了影像作為（破碎）記憶的載體，影片中不斷重複有傑的背面，我們看着他在寫日記，或被父親關在門外站着，而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刻，我們也只能夠看見他的背影，他跟弟弟的擁抱都只能在背面，因為他一直都沒有受到家庭和學校的關心，沒有人（除了鋼琴陳老師）直面他作為一個有生命和需要關愛的孩子。
書信體的敘事聲音、斷裂的「成長故事」
《年少日記》以日記與書信體的敘事模式穿越於過去和現在，嘗試透露從孩童到青年人內心無法言說的感受，在香港電影中的確是比較少見。書信體作為一種文學體裁，可以上溯至1920代中國的五四文學，亦得力當時翻譯哥德 （Goethe）的《少年維特的煩惱》（The Sorrows of Young Werther）。歌德淒美的愛情故事當時擄獲不少年青知識分子和讀者的心。當時不少年青人包括很多女作家便以書信體直抒胸臆，甚至將內心抑壓的不滿和懊惱毫不保留的表露出來。（當然，站在文本分析的角度上，書信體的我的敘述也可以是矯情和虛構的表述，在此不贅。）更重要的是，書信體或日記的敘事和溝通模式，並不單止是一種純粹的寫作形式主義，而是隱隱的透露着年青人處身在價值混亂、社會解體的時代，有着無法排遣的個人與家庭和社會之間的緊張關係。這並非是一種簡單的「浪漫主義」式的自我情緒的宣洩，我們甚至可以說，這其中有着一種無意識的反社會衝動的創作，反映出年輕人處身在動盪年代，其內心充滿着對未來的憂慮、疑惑、以至沮喪。
猶如德布西的鋼琴曲需要左右兩手彈奏的旋律互相呼應和對話，影片中的日記敘述交織着有傑和有俊的聲音，巧妙是長大後的有俊重新發現哥哥的日記，他嘗試撫平內心的創傷，於是自己將過去的記憶和內心的感受以日記形式寫下來，最後交給已跟他離異的妻子林雪兒（陳漢娜飾演）。（林在電視台當配音員，有俊第一次碰到她，她正在跟毛公仔配音說話，這令她想起哥哥也一樣喜歡跟毛公仔配音對話，這裏跟聲音的關係也非常密切。）信中他透露了一直不能言說的秘密，就是他在十歲時失去了哥哥，這巨大的悲劇陰影導致他後來不敢生兒育女，因為他自愧沒有做過一個好弟弟，也懷疑自己能否成為一個好爸爸、好丈夫、或好老師，這樣的不能「長大成人」的傷痛經歷，影片其實奏着「成長故事」（Bildungsroman）的反旋律和主題。有俊的有口難言，有如挪威畫家愛德華·孟克 （Edvard Munch）的代表作《吶喊》（The Scream）中表現出的對存在的焦慮意境。有俊一直沉默寡言，但有一次他跟另一位老師帶了學生班長到戶外大喊，抒發心中的抑鬱，情況剛好令人想起孟克的畫作。
電影以非線性敘事交代過去和現在，個人與家庭和社會交織的故事，頗見心思，這要歸功於其出色的剪接，音樂與聲音之間的穿插，綿綿密密。其中有一幕有俊讀着哥哥的日記，時空忽爾又轉到當下，他正要趕去醫院探望垂死的爸爸，秘書（梁雍婷飾演）為爸爸帶來的美味燒賣，就觸發了有俊的記憶。原來他升上了中學，已經變得非常反叛，跟爸爸的關係變得很壞，後來我們才知道這是因為哥哥的自殺所導致。
有俊在日記中這樣告訴林雪兒，因為哥哥的悲劇令他反思，他想做一個關心學生的老師，而不是爸爸所期望的律師或醫生。他的少年反叛和轉變過程，對觀眾來說或者來得頗為突然，但在這齣以日記體敘述年少聲音的電影看來，有俊的轉變, 可以視為一個社會批判的暗喻，是對於菁英社會的主流價值觀，至香港的經濟成功的神話，不無諷刺。記得爸爸曾經想有俊入讀九龍塘的「華（仁）（喇）沙」中學，之後入讀香港大學，他在家長會中演說，認為自己只要努力，就必會成功。父親代表的香港經濟神話，再賦予無上的權力，是否象徵着新的威權主義呢？但戲裏戲外我們看到的卻是一個被閹割了的孩子成長故事 ，父母把其自身對成就、權力和社會名聲的慾望，強加在小孩子身上。有傑的日記中經常刺痛弟弟的記憶的一句是「我不是一個甚麼重要的人，很快人們就會忘記了我」。有傑最喜歡的漫畫家，經常鼓勵讀者「加油，你終有一天會長大，並成為你想做的大人」。這位漫畫家最後也選擇了結束自己的生命。
匈牙利思想家和文學批評家盧卡奇（Georg Lukács）在其著作《歌德和他的時代》（Goethe and His Age）評論《少年維特的煩惱》，曾說少年維特的自殺並不單純個人的愛情問題，維特的悲劇其實是資產階級（人文主義）不可避免的悲劇，意謂在資本主義社會高度發展之下，個人對個性自由追求的慾望並不可能得到全面的發展，而是與資產階級本身不公平的社會產生無法解決的衝突和矛盾。《年少日記》的時間軸橫跨將近三十年（即是有俊大概的年紀），期間香港社會的變化，是全身投入全球化經濟發展的結果，而年青一代有不少有着不一樣的發展觀、個人價值觀、和世界觀，並非追求純物質主義，而又抗拒主流的社會經濟發展論，新生代追求的是有自我個性彰顯，發掘自身生命意義與都市的故事。《年少日記》以謳歌生命、愛情和死亡為基本主題，通過聲音、音樂和回憶交替作為隱喻的手法，揭示了年少一代對社會發展的憂慮與恐懼。電影像是恰如其分的宣判老父的消亡，或上一代權威的沒落；但世代之爭，還有威權社會與追求個人自由和解放的衝突，猶如盧卡奇所預言，當中隱藏着另一次未知的人文主義的危機。
延伸閱讀
Georg Lukács, “The Sorrows of Young Werther” (1936), in Goethe and His Age, trans. Robert Anchor. London: Merlin Press, 1968.
《年少日記》電影原聲大碟，Music by Hanz Au, iii IrisLiu, Jolyon Cheung。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在各大音樂平台中搜尋到。
吳國坤 ：《浪漫愛、自我昇華與社會叛亂：歌德筆下的維特對中國1920及30年代書信體小說之影響》，《方圓》 no. 14 (Autumn 2022): 190–2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