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演舞台和公眾話語空間

戲劇需要技巧，正義需要真相。《正義迴廊》可以歸類為「審判劇」（show trials）一類的戲劇和電影形式，以此來重新探索並確立電影與觀眾的關係，甚至重新締造電影的公共角色。劇場和法庭的古老源頭，其實可以上溯至古代希臘悲劇的演出。公眾通過劇場中的參與與「觀賞」（spectacle），就能集體參與並分享劇場中上演的裁決，和思考人生中悲劇哲學與及公義的問題。

《正義迴廊》導演何爵天就開宗明義地表明，電影集合了香港戲劇界的一群精英與及演藝學院的同學班底，嘗試利用法庭劇的形式，重構一宗在2013年大角咀發生，聳人聽聞的逆子弑親案，希望重新讓公眾思考事件背後涉及的真相、公義，與及人性的問題。審判劇本身，恰恰凸顯了法律與戲劇性之間的曖昧關係。前者是有關法律判斷與真相推理的互動，後者卻是有關劇場表演，語言表現，以及審美判斷之間的張力。

政治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Eichmann in Jerusalem）中所寫：「正義不僅必須得到申張，而且必須以人們看到的方式得到申張。」在一次電影映後談的分享環節中，何爵天就曾表示，在研究整個案件的審訊過程中，從律師，犯人以至證人，看得出每個人都很努力地在「表演」，「法庭就好像一個『舞台』，誰能將故事說得動聽，就有能力令九個陪審團成員相信，在法律的辯論過程下，誰就會成為贏家。」

法庭不可避免地需要使用戲劇手段，而在審判劇中，真實性和表演美學並不是互相排斥的，反而是互為表裏。在不同的時空與場域，尤其在公眾對法治社會產生質疑的年代，法庭劇或法庭電影可以作為思考戲劇、法律，以至社會和政治之間的一道橋樑。當社交媒體與及電子傳媒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時，公眾對任何事件及人物可以隨時參與意見，甚至進行「公審」，審判劇中的依靠證據事實去辯論，去推論真相，是否能為公眾提供以理性思考社會公平和公義的問題？還是要在質疑，當我們是依循這個社會的法律規條，實行整個社會的制度和社會契約，但其實每個人心目中對道德和公義的尺度還是很不一樣？當社會上的言論自由或公眾知情權受到制約的時候，法庭劇上的舌劍唇槍，辯論是非，是否又投射了公眾對真相渴求的期盼呢？

電影中對幾位大律師的表現，用了非常戲劇化的手法，甚至有點戲謔的味道。這些在社會上尊貴的大律師，在法庭內外的表現，很不一樣。或許可以說，他們在法庭裏表現的是極為專業的精神，當然也是極致地發揮了法庭作為他們表演的舞臺，要技巧地遊走於法律的遊戲規則以內，以及盡力服務他們的客戶（client），這當然是專業律師要做好的一項工作。

代表第一被告張顯宗的辯護律師吳冠峰，在初次與被告相見的時候，表現出非常討厭被告，因為他先判定被告殺人是毫無可疑，他接過這單官司主要是為他收拾一個爛攤子。他對被告的忠告竟然是，keep your mouth shut, never smile。當張表示自己可以上庭自我答辯，吳大狀竟然挖苦他，他一生人就大概只有這一次機會在法庭舞臺上表演，Good Show! 至於代表第二被告唐文奇的游嘉莉大律師，第一次見到被告時，認為他可能「傻人有傻福」，結果觀眾可能懷疑，唐是有意在扮演傻人，表現得容易受人操控，來博取陪審團同情，得以脫罪。唐的家姐，在法庭上表現得情緒激動， 哭訴弟弟一直受人擺佈，爭取陪審團的信任，在庭上傾盡全力演出，為弟弟博得救贖的機會。

電影中九人組成的陪審團，其實也是導演對由2013年命案發生直至2020 年之間社會發生的激烈變遷的一個縮影。九人成員中，既有願意履行公民責任的前任學校校長，已經退休的老師，有較溫和持平的女士，有為生活奔跑的中港商人，又有看不起庸俗世界的憤青，以及表明根本不相信香港司法制度的哲學系畢業生。在陪審員討論的過程中，他們因張顯宗和父母的關係鬧起了世代之爭的問題，激起了社會上失敗者和成功持份者之間的矛盾。

張的弒親動機已彰彰明甚，他智商很高，人格中缺乏同理心，但仍有陪審員懷疑精神病專家的意見，他們無法理解的是，張為何要殺死親生父母。最後張被裁定謀殺罪成立，判處終身監禁。而陪審員的投票，結果是八對一，有一人仍然抱有疑點。至於第二被告唐文奇，陪審團認為謀殺罪不成立，但在討論的過程中，仍有人抱持懷疑態度，認為唐並非在法庭上表現出的那麼簡單和智商不高， 但基於「疑點利益歸於被告」（the benefit of the doubt given to the accused）的原則下，在排除所有合理疑點後，陪審團最終對唐作出無罪的裁決。在陪審團的討論過程中，雖然也有人有意氣用事的時候，也有人訴諸對唐的惻隱之心，但正如哲學男高思鈞所言，在推論的過程中，「有沒有通過理性的思考才是最重要」。

電影對陪審團的戲劇構思，以及法律精神是需要彰顯理性思考的主旨，明顯是受到薛尼．盧密（Sidney Lumet）1957年執導的《十二怒漢》啟發。在這齣荷里活電影中，主角亨利．方達（Henry Fonda）是十二名的陪審員之一， 他力排眾議，認為在理據不足的情況下，陪審團不能輕率判決一名有色青年人謀殺罪。電影被譽為是表現美國法律制度及陪審制最重要的里程碑，並且批判1950年代麥卡錫主義下的非黑即白的政治標籤，同時亦彰顯了公民社會理性討論的重要性。

制度和惡的距離

鄂蘭在有關納粹頭目艾希曼一書中，提出了「平庸的惡」（banality of evil）的觀念。曾經進行種族滅絕的罪人並不一定是窮兇極惡的壞蛋，也不是邪魔附身的魔鬼，而是在極權社會的制度之下，忠心耿耿地服從上級命令去執行的普通人。而其因為缺乏同理心，對於所作所為，沒有認為自己為非作歹的觀念，而且對自己所作所為沒有後悔。由此看來，影片中對於張顯宗對納粹和希特拉的聯想（真正事件中的謀殺主角也是崇拜希特拉），並不全因巧合。張在成長的過程中，感覺到自己受到學校和社會的忽視，在家庭中一直活在大哥的陰影之下，得不到父母的疼愛。他利用社交媒體虛報父母失蹤，對於有媒體雜誌向他的罪行作出報道和訪問，甚至感到有點沾沾自喜，這都表明這個平凡的和在社會上被視為失敗者的人，一旦得不到大眾認同，思想變得偏激，在缺乏同理心之下，會作出極端兇殘的行為。

波蘭導演奇斯洛夫斯基（Kieślowski）在《十誡》（Dekalog）的第五個故事 《殺誡》中，描寫一名在華沙街頭憤世嫉俗的青年，他隨意地殺死一名毫不相識的的士司機，他殺人的動機是在尋死，是因為這個世界再已沒有人在乎他了，家人，情人，朋友，或同事，他恨這個世界，也恨自己，直至為他辯護的律師表現了對他的同情，希望他得到救贖，他才感到了一點點的友愛，和人間溫暖。但導演探究的並不單純是罪與罰的問題，因為沒有任何制度或刑罰，是可以制裁或避免這種謀殺罪行。這個青年最終被判死刑，電影其實在暗示，當死刑成為極權的國家機器的報復手段，嚴刑峻法與及政府高壓的手段和制度，很容易就會墮入一種官僚體系實施惡法的平庸的惡。

循著這一方向思考，《正義迴廊》結尾交代了幾段非常隱晦的事件，充滿弦外之音。張顯宗在牢中和兄長最後一次見面，弟弟仍然表示沒有悔意，哥哥此刻絕望地離他而去，不作一聲，這時張顯得非常痛苦，軟弱，不斷拍打玻璃，因為哥哥已是他世上剩下的最後一個親人，從此之後跟他已不會再有聯繫。這是戲劇結局的「詩的正義」（poetic justice），因為任何懲罰他的制度已經沒有任何意義，哥哥的離他而去，對他來說就等於宣判了他的死刑，有如被打進入地獄。

電影從叩問個人的惡，到暗示可能發生的社會制度的惡，觀眾應該引以為戒。片尾柯驛誼飾演的女記者，決心脫離了八卦雜誌的工作。之前她為雜誌工作，追訪了張的個人故事，有妨礙司法公正之嫌疑。她最終改為從事獨立媒體，追尋理想中的新聞工作。片段中暗示這無名的記者人士遭到法庭檢控，但故事沒有再交代到底是什麼事件。我們不禁要想，從真實謀殺事件發生的2013年到現在的短短幾年間，社會變化翻天覆地，有善與惡的急促蛻變，也搖撼整個社會和人們對法律制度的固有觀念。影片中唐文奇不斷被纏繞的那一隻蜘蛛，是每個人的平庸的惡的心魔嗎？尤如陪審員高思鈞所言，有一天法律制度如果為了私心而改，變成權術，這群專業的大律師，善於鑽營法律和法庭的演出，他們又會否變成執行平庸的惡的專業人士人呢？在電影中的謀殺者，也只是一個平庸的人，日常生活中在你身邊擦身而過。我們與惡的距離，可以是這麼遠，那麼近。制度會令人瘋狂，權力會使人腐化。審判劇的吸引之處，正在於我們希望見到社會上有具有思考能力和勇於質疑的公民，能從他人的立場，不偏不倚（impartiality）地思考正義問題所在的人，正如那位前校長的陪審員所說，擔任陪審團成員，是她樂意擔當的公民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