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新冠疫情肆虐，香港電影院被逼關閉一段時日後，沉寂已久的港產片市場到暑期自然熱鬧起來，惹人注目的作品不少：據說耗資達4.5億元的科幻巨作《明日戰記》、七大導演聯手的《七人樂隊》、韋家輝十多年來首部執導作品《神探大戰》、有Mirror成員演出的喜劇《闔家辣》和《阿媽有咗第二個》……不過說到口碑最好和票房反應最出人意表的，則肯定是獨立小本製作《緣路山旮旯》。

《緣》片是愛情小品，導演黃浩然用一句話概括劇情：「一個宅男認識了五個女孩子，她們全都住在很偏遠的地方。」吸引觀眾的，不單是電影中輕鬆浪漫的愛情故事，更是片中刻意安排的「山旮旯」（粵語中「偏遠」的意思）場景。這些地方景色美麗，很多香港人可能聞名已久，但卻甚少踏足，因此勾起了觀眾的香港情懷，加上影片中一些含蓄的訊息，以至男主角岑珈其在網上遭人嘲諷為「樣衰」（長相不好看）引發的議論，令到影片成為話題之作。該片於8月4日在香港上映，最初電影院安排的場次不多，每天不足70場，而且多數集中在早上和晚上，第一天的票房僅得11萬元，但口碑傳開後，票房陸續攀升，更罕見地出現到第二周電影院增加場次的情況。截至5月19日，票房已突破500萬元。

《緣》片是黃浩然執導的第三部電影，首兩部作品《點對點》（2014）和《逆向誘拐》（2018）雖然也有好評（黃曾以《點》片獲香港電影金像最佳新晉導演提名），但只局限於小眾，票房也不甚理想。他這樣分析《緣》片的成功之道：「我拍攝時已知道，這部電影比前兩部有較多商業元素，容易明白。」

他不諱言，因為首兩部作品都虧本，達到收支平衡是《緣》片的目標之一：「要達成這目標不外乎開源節流。節流我做到了（詳見下文），開源就是要面對最闊的觀眾層面，就要『畫公仔畫出腸』，因此有很多旁白，盡量將內容說得清楚，不用含蓄的描寫。」

至於很多觀眾讚譽《緣》片洋溢香港情懷，黃浩然倒覺得是正常不過的事情：「我是香港導演，在香港拍攝關於香港的內容，自然有香港味道……我花大部分時間構思角色和情節，根本不會多想怎樣會有多一點香港情懷，更不知道要用甚麼方式表達情懷──我也想有人可以教我這樣的理論。」

現年約50歲的黃浩然說，唸中學時已知道自己將來會做傳媒工作：「我當時很擅長作文，也寫得快，而且對社會很多事情都有意見想表達──最適合的工作自然是傳媒。」他大約中四開始觀看大量電影，對他影響最深的是法國導演洛‧比桑（Luc Besson）的《夜海傾情》（The Big Blue，1988）：「我覺得很震撼，視覺效果非常強，故事特別……這部電影令我想到，自己是不是可以做導演呢？」

不過黃浩然1993年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科藝學院，獲得電影電視文憑後，卻沒有投身電影圈（除了短暫時間受聘於徐克的「電影工作室」）。他中學時期已開始為雜誌撰稿，畢業後主要從事文字傳媒工作，做過雜誌、報章和網站的編輯、記者，範疇包括副刊和體育。直至2001年，他開始接拍香港電台的外判製作電視節目。到了香港電影市道極度低迷的2010年代，他在2013年才拍攝第一部電影《點對點》。他說：「我覺得文字媒體太簡單，對我來說已沒有挑戰性，沒有意思。拍電影是自討苦吃，有簡單、舒服的事情不做，做複雜和辛苦的……收入又少。當然，也因為我有很多東西想說……我甚麼都想表達。」在過去接近10年間，他雖然於2014年至2020年間曾在香港公開大學（現稱「香港都會大學」）出任全職高級講師，教授電影，也做過其他攝製工作，但已差不多完成了4部劇情長片（包括已拍攝好、正在剪接的第四部作品）。

大多數香港導演想拍電影，都會去找電影公司推銷自己的構思，如果獲得老闆青睞，就可以開拍。黃浩然卻另闢蹊徑：以第一部電影《點對點》為例，耗資230萬元，藝術發展局有40萬元資助，另外高先電影公司有20多萬元的投資，其餘全由他找朋友集資。他表示：「第一部比較困難，集資時間超過一年，到開拍時仍在籌集之中，之後幾部愈來愈容易。這些願意集資的朋友當然不是為了賺錢，可能是為了支持我，或支持香港電影，又或有很多閒錢，覺得這件事很好玩。我對所有投資的朋友都說兩點，第一：『你付出這筆錢，就先當作全部虧蝕好了。而你不是借錢給我，所以我是不會償還的。』第二是他們沒有權力影響那部電影的創作或製作，這是在合約註明的。」對他來說，這個方法最重要的是肯花時間：「我跟每個投資的朋友都個別商談一次。」他的幾部作品都各有約20個朋友投資。

不過黃浩然也坦言，以朋友集資這個方法來開拍電影，不是所有香港電影導演都能做到，他勝在人脈廣闊：「我做過十幾份工作，涉及多個範疇，認識很多人；另外，跟我同齡的中學同學之中，有很多拿幾萬元出來只是閒事。我的集資能力肯定強過一個約30歲的年輕新導演。」

用這種方式籌集資金拍攝的，自然是小本製作，黃浩然說他在摸索一個低成本拍戲的方式：「《緣路山旮旯》是這個實驗的第一部，好像也算成功。我不是將一部原本要用600萬元來拍的電影，盡量削減各方面開支，變作300萬元成本。這個所謂『將貨就價』的方式很多人做過或在做，但根本不可行。我用的方法是在構思故事和劇本時，已加入一些設計，令到我們可以用很少工作天已可完成拍攝，因為拍攝日數是製作預算中最大的變數，日數少，預算自然縮減。」他以《緣》片為例，只拍了12日：「不是我拍得特別快，你找一個跟我資歷相近的導演來拍這劇本，同樣可以12日拍完。」黃浩然的第四部作品更只拍了7日，共10組，耗資約180萬元（一般較小本港產製作通常是17至19組）。

他的另一個竅門，是自己同時兼任監製、導演和編劇，因此在構思故事時，已經考慮到拍攝時的難度，包括是否借到場地等，這樣自然容易控制成本。例如《緣》片中最後一場男主角在長洲示愛的戲，拍攝場地其實是黃浩然自己的住所。

他笑說，自己在做學術研究：怎樣可以便宜地拍電影的理論。這個理論若能成立，就其他人都能應用。當然，這種方式是有局限的，他表示：「只能夠拍小品，拍文戲，但不一定是愛情片。」

在市道低迷之下，看來香港電影工作者的創意不單需要應用於內容創作，更需要花於構思集資和製作模式方面，找出獨特而適合自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