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眼間,譚志成先生逝世十年了。他是香港藝術界舉足輕重的人物,不單因為他擁有香港藝術館總館長、美國加州大學博物館管理學院院士、康文署專家顧問、香港浸會大學創意研究院榮譽教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文化委員會香港委員等一大堆名銜,也不只因為他曾策劃過百以上中西藝術展覽、參與籌建藝術館尖沙咀獨立館址、茶具文物館和香港視覺藝術中心種種功績,更重要的是先生真誠的關心香港藝術發展,特別是藝術教育。這是筆者的個人見解,借此園地與大家分享。
譚先生的遺著是為香港教育局撰寫的教學資源《舉隅: 從文化角度認識香港藝術》(下稱《舉隅》)(註一)。說是遺著一點也不差,因為先生在病榻中完成這項工作,2013年出版時就與世長辭,可謂終此一生鞠躬盡瘁於藝術教育。
中學時上美術課,盡責的老師會用心教導各種藝術技巧,粉彩、油畫、雕刻、陶塑等也會涉及。隨便的老師多只側重繪畫,而且常讓學生「抄畫」了事。至於細心為學生「解畫」,帶領後學進入藝術欣賞和評鑑大門的老師,至少我沒有遇上。先生曾感慨萬千的說過,「老實告訴你,這麼多年來,香港的美術科不是Art而是『呃』,家長認為是『閒科』,老師也就教得很隨意。」(註二)
譚先生在《舉隅》中清楚表明,「把藝術評賞加進視覺藝術科中,可使學習內容超越純技術的學習,讓學生在視覺藝術中,除了獲得技術性的練習外,也獲得思考能力、組織能力和語文及口語表達能力的培養,使視覺藝術科的教育功能得以發揮和提升。一般性的藝術評賞,可以幫助學生建立獨立地對事物進行觀察、分析和理性思考,以及流暢地和具創意地表達自己意見的習慣。今天的社會正需要有具備這些特質和能力的青少年。」這裏說得很清楚,道理很白。長篇引述,主要為說明先生急切期待之所在。
香港漢雅軒藝術總監張頌仁曾發表一篇文章,很強調譚先生為香港塑造文化身份和形象的貢獻。張頌仁認為譚先生的《舉隅》,正是為體現這使命的「遺作」。他認為,譚先生平生的兩大貢獻是水墨畫的方法論和香港藝術身份的定位。《舉隅》一書,功在塑造香港藝術的文化立場。(註三)
譚先生1970年代年初起服務於香港藝術館,至1993年退体。張頌仁說「這二十多年間香港藝術最重要最豐富的表現是新水墨畫」,可說是「香港視覺藝術最鮮明的文化身份」,而關鍵推手就是譚志成先生,使傳統書畫與現代西方潮流銜接,一方面能繼承傳統,一方面在新時代中開拓。文章又說,譚先生關心藝術不偏在某一自己心儀的流派,而著眼於香港視覺藝術的整體,亦即是香港藝術的「文化身份」。《舉隅》論述了八組出自香港藝術家的視覺造型例子,兼顧繪畫、陶塑和雕塑,傳統與新潮。張頌仁說:「從這八個美術方案觀察,譚志成所確立的香港文化身份是傳統文化的承繼與出走,和對現代化(或西化)的吸收與消化。」這八位香港藝術家包括楊善深、呂壽琨、王無邪、何秉聰、張義、韓志勳、陳福善和林文傑。
可惜的是,譚先生有生之日雖然在香港藝術文化身份建設上取得一定成績,但始終抱著對香港藝術教育的遺憾而離世。上引譚先生慨言美術仍被視為閒科,乃是他臨終時病中的喟嘆。
譚先生早期的藝術工作始於1956年至1971年任教九龍華仁書院時期。「譚Sir」教美術科的風格和其他美術老師大異其趣。他放棄以西洋畫為主,改以改良中國水墨畫的方法,像做實驗般教導學生。譚先生接受訪問時說:「學校美術教育的目的不是訓練學生成為畫家,而是提高他們的思考力、分析力、創作力和表達力。」(註四)先生是「香港新水墨運動」發起人呂壽琨老師的學生。老師對他的影響很深。他初聽老師講座談到「誠明」的理念,提到藝術家要忠於自己的感受,保持自己的獨特性,讓他一生不能忘懷。1968年呂壽琨老師帶領學生成立「遠道畫會」,譚先生就是第一任的會長。他把老師的精神帶進華仁的教學中,同時自創教學改革,把華仁書院建成傳遞新水墨運動的一個青年基地。公元2000年後,這時期的學生作品以「新水墨畫運動的搖籃-九龍華仁書院新水墨畫教與學實驗(1966-1971)」為主題,多次向公眾展示。
譚先生在藝術教育上的先見和創新,為他個人贏得很多掌聲和認同。然而,這並不是他最想見到的。他希望藝術教育成為香港藝術身份、存在和定位的重要部分。
放眼全球,重視教育的國家無不重視藝術教育。例如瑞典,法律明文規定任何一項公共建設,必須預留總建設費的百分之一作為「藝術教育」的經費運用。英國推動創造性教育(Creative Education),強調 4 – 18 歲間小學及中學教育期間課程創造力的重要性。新加坡的「藝術教育計劃」申延至學前教育,配合政府推出的《文藝復興城市3.0》計劃,目標是建設「獨一無二的全球藝術之都」。日本在美術文化傳承方面做得好。他們主張孩子9歲以前,不會教孩子系統化的繪畫技能,包括不讓孩子畫太具體的形狀,使用顏料,畫線描等也少做,反而是著重培養孩子手、眼功能、語言功能、情感和意欲功能等。
以上略舉數例,重在說明藝術教育構成一個城市身份和定位的關鍵,在於投入資源,讓孩子從小接觸藝術作品,技巧只是配套,而非主幹。這些全球經驗跟譚先生的理念十分接近。
談到全球視野,筆者想到《舉隅》這一冊書,文字不算多,但懷抱很大。譚先生希望藉著推動藝術鑑賞讓孩子的教育和我們的生活都豐富起來。因此,《舉隅》意在舉一端為例,使人由此一端而推知其他。閱讀當中對八位藝術家的作品分析,可以感受和享受為主,觀點不需全盤接受。
這八位香港藝術家,其實都已走上世界藝術舞台。這是不容置疑的。對筆者來說,《舉隅》也保留了很珍貴的回憶。好像在書中讀到何秉聰先生的資料時,便記起最初從不認識何先生的陶藝,到後來親自聆聽莊申老師的介紹而學習欣賞石灣陶瓷的經歷。讀到譚生生討論王無邪先生的作品,難免把王先生身兼詩人和畫家的角色,與當時(1960年代初)由詩人余光中和畫家劉國松互相呼應而形成抽象水墨「新傳統」比照而觀….. 種種回憶,湧上心頭。
筆者並非專業美術教育工作者,但對於普及藝術教育一直希望盡一分力量。最「近距」的一次是參與了教育局一項教材的製作。轉眼那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此項目的研究和文字撰寫是黎明海博士。筆者寫這篇文章時回顧了一些記錄,譚先生和多位前輩的名字又映現眼前。十年生死兩茫茫,譚先生的付出可能隨時間過去而漸被淡忘。他的藝術教育大願仍待逐步實現。這文章就當是重覆先生的叮嚀。
(註一) 譚志成《舉隅: 從文化角度認識香港藝術》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藝術教育組(2013)
(註二) 鄭天儀〈病榻上撰寫香港藝術史 前藝術館館長選藝壇「一代宗師」〉《信報》(2013/3/13)
(註三) 張頌仁〈香港視覺藝術造型師〉《亞洲週刊》(2013年13期)
(註四) 梁小島〈譚志成中學教師的新水墨畫實驗〉《文匯報》(2010/1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