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筆者在饒宗頤文化館偶遇甲子書學會諸君，曾廣才老師也在坐。老師當年在觀塘官立小學任教，看他為我妹妹成績表上寫上的勉語，字跡秀麗，語重心長，就油然產生敬佩之情。後來知道原來他是一位書法家，心想何時可見一面？豈料不用驀然回首，臨池公已在燈下，氣質和待人之情，印證了多年印象，不同的是，相談下更感到老師溫潤慈祥。難道這是長久浸沉書法之功？

成長後筆者曾短暫隨容浩然老師習隸書。那是某大學的校外課程，授課很有條理。緣於此故，不時有留意報上有關容老師的消息。得知老師的書法、篆刻系列作品「矛與盾」入圍了2022年國家藝術基金，也為他高興。容老師接受訪問時指出，想增加本地文化氣息，要從教育開始，建議從書法課程的教育制度，以及提高教師書法水平兩方面入手。

兩位先生學藝於1960年代或稍後。大膽一點地說，那數十年香港書法的風氣和教育比今天更婀娜多姿。小學裏有書法堂、書局中有習字簿出售、坊間舉行不少書法比賽、書法團體活動繽紛… 這些現象今天仍然可見，但似有韞櫝藏珠之象。然而，舊景觀逐漸隱沒之際，新光景已經出現。

自去年起，香港藝術館接連舉辦了書法文字展覽的三部曲，包括「漢字城韻——書法中的詩舞畫樂」、「字由人——漢字創意集」，以及現時仍在展中的第三部曲「放懷天地——翟仕堯書法展」。這三場展覽其實不止書法，而涉及更廣泛的中國文字的藝術。先不走進細節，總的印象是精彩、有願心、有格局。

公共藝術館擔起面向大眾的藝術推廣和教育責任，近年已成共識。如果贊同容老師的觀察和見解，即是從教育入手增加本地文化氣息，筆者認為這三場展覽都能顯示主辦推動香港書法藝術的心願，也是很好的公眾教育，說不定能鼓勵中小學反思書法教育的功能。連辦三展，相信一定程度上已能展現香港書法藝術的豐富多元，且在文化上發展一路蘊積而成的氣魄。

「漢字城韻」想做的不少，通過七十多件館藏香港藝術家的作品，以書法藝術與詩、舞、畫、樂之間的關係為架構，讓參觀者根據自己的知識和興趣，發掘欣賞書法的樂趣。策展者亦有意在科技高速發展的今天，探索如何延續和發揮傳統文化的價值。

「字由人」意在展示漢字（不只是書法）在人文生活和當代創作上的角色與價值。是次展覽表達「漢字」作為歷代文人、藝術家、百業人士，以至不同階層百姓的創作和應用素材。不論在廟堂或在生活中，以至不同場合如唱酬、節日、吉慶，都離不開文字，而且每有創意。藝術創意結合現實功能，是漢字生命力的來源。

「放懷天地」以翟仕堯85組中國書法和繪畫作品，引領觀眾走進藝術家的書法世界，感受他對秉承傳統的熱誠、對迎向時代的創新追求，以及放懷人生的豁達。這是策展者細心考慮選擇出來，對一位書法家的深入回顧。同場有實體印刷和電屏顯示的香港書法團體年鑑式羅列，可見策展者有心把個別藝術家的成就放在歷史脈絡中探討。

「漢字城韻」立意在把書法伸延到其他藝術，使書法增韻添姿。「字由人」從概念更廣的「字」聯繫生活，讓字的宇宙奔放自由。「放懷天地」看來是回歸人生的體悟，既說是放懷天地，可理解為藝心與天地同遊的境界，這境界已經超脫了文字方塊。

這三個展覽引發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面對公眾和中小學生的書法教育，重點應放在那裏？書寫？書藝？創作？文化？

如果只是為了書寫，在紙筆墨還未發展成熟的古代，那是自然不過。發展下來，則變成寫和藝並重。遠的不說，清朝以至上世紀中葉前，寫得一手清楚整齊的字，在士商學各界都是必要的，文牘不寫好，各種交流都難以進行。如果整齊莊重之外，某人所書能顯露法度，藝高過人，更會受人尊重，甚至有助事業。

清代的帝王多能翰墨，也重視八旗弟子的書法教育。自順治帝始，便清楚要求內閣中書在草寫文告時，必符合書法「體式」。康熙、乾隆帝本身就是書法家。「三希堂法帖」就在乾隆時刻成，盡收歷代書藝珍品。由於朝廷重視，從公民書寫到科舉均要求標準的楷書字體，因而出現所謂「館閣體」的書風。這些書法的藝術性無法超越前代，但對於普及書法起了很大作用。到了嘉慶、道光時期，當帖學再無重大發展，而「館閣體」也流於功能性質書寫時，各種條件促成下，碑學大興，名家輩出。證之唐、宋、明各代，可見書道發展離不開時勢。

香港書法的發展史也離不開時局背景。1950年代，大批內地人士南來香港，當中包括不少書畫名家。翟仕堯在《蛻變新風：60、70年代香港藝術 – 香港書法》中說，六十至七十年代是香港藝術的成長期，書法一門，在個人創作和教育方面，都不斷有所發展。這一期活躍的書法家有鄧爾雅、簡經綸、羅叔重和馮康侯等，都是金石家。同期的學者書法家則有饒宗頤、曾克耑等。

1950至1960年代，香港中文學校興盛，書法算上一科，水平不錯。及至1970代以後，「風氣轉移，學校的書法教學情況已大不如前了。執筆至此，難免有些感慨呢！」（翟仕堯語）

幸而經濟發展、延續教育、藝術追求和其他因素也促使一批優秀的私人書法老師出現。例如區建公、謝熙和佘雪曼等都是當時的前輩名家。新崛起的書法家，則包括陳文傑、翟仕堯和羅錦源等諸位。

至1980、1990年代，雖然學校書法教學仍不復當年興盛，新一輩的書法家也在整體發展的藝術環境中湧現和成長，例如曾廣才、陳用、葉民任、容浩然等，提三數人而已，實不能盡舉。他們當中很多已經在書法的基礎上不斷進行探索和創新，並且在2000年的前後有份把香港書法推進了新的時期。據筆者觀察，前述三個展覽的作品中，不少都屬於創新書法一類。

千禧年代前後期的書法藝術得以延續和發展，源自不同動力。例如香港當代藝術、藝術市場、設計教育、新興書法團體、公眾文化活動、新科技新媒體等各方面的發展。

以上的討論至少可以說明，香港的書法並沒有中斷，而是走向專業藝術一途。

在文字電子化發展下，書法已不再是書寫的必然要求。然而，香港的書法藝術除了得以承傳外，仍不斷有所開拓。進一步觀察，以書法為基礎的創作也有開展。漢字書寫、書藝和創作這三個面向，都隨着時代的客觀環境而變化更易。

換句話說，香港書法雖不復1960、1970年代的氣象，但隨着時代發展走出了自己的路。無疑各種因緣蘊積，已經形成了書法自然發展的動力。在這種情况下，是否還需要再加努力、謀劃推動？筆者相信，自然的動力和策動的努力兩者早已並存。借本文也可提供幾個值得留意的地方。

時至今天，講求法度、體式的文字書寫，已極少見於正規公文，如政府或商業契約等，也甚少見於張貼的公告。然而，書法在生活上仍有經常出現眼前，例如每年新年的揮春、商舖、建築的招牌、表彰性的文憑獎狀、酬酢性的文牘等。以鉛筆或原子筆的書寫仍在學校作業或試場上使用。如此說，功能性的書法仍未因電子字的流行而偏廢。很多情况下，諸如招牌獎狀上的文字仍講究美感。

無論是重視正確、工整，抑或兼具美感要求的書法，總不會完全離開文字背後的意義和抒發的情感。書法家侯吉諒先生（台灣嘉義人）指出，「書法離開了文字的意涵，就如同藝術只剩下技術。強調書法是視覺藝術，是只看外表而忽略了內在。歷史上，最好的書法，通常都是最好的文學。很多古人的書法，常常看到題款有寄興、遣興、寄懷這樣的字眼，這是因為他們藉由書寫抒發一時的情感，記錄當下發生的事情，因而也累積成為文化的一部份。書法史的至尊之作〈蘭亭序〉，寫的是王羲之自己的文章，蘇東坡、黃山谷、米芾，這些書法大家最好的字，也都是寫他們自己的文學作品… 代表顏真卿書法最高成就的，不是氣勢磅礡的〈大唐中興頌〉，不是規矩嚴整的〈顏氏家廟碑〉，而是〈祭姪文稿〉，是一篇有許多刪改痕跡的草稿… 」（《書法的文學情調》）。總之，漢文字的單字，在造字和其後應用上，都長於表達意義和感情。進入書法的領域，從單字、單句以至成篇，字型的美感都不會與意義和感情分割。

以此認知而論書法教育，書寫的基礎訓練應歸於中國語文和文化教育。學生要學習的是漢文字的意義和抒情的作用。這也是書法的基礎。

至於書法的藝術，應可在藝術教育的廣大脈絡中進行。老師可以傳授筆法等技巧，但培養欣賞書法的能力更加重要。正如美術課不必要訓練人人做畫家，能引導學生欣賞藝術更加重要。書法教育亦然，接觸過基本技巧，欣賞過各家名作，孩子長大後會不會用心於練習書法，便是個人的造化了。

至於由書法開展的其他藝術創作，也可交給藝術、設計以至更廣泛的文化教育去創造適當的環境，鼓勵有意在這方面發展的人多作嘗試。在創造環境方面，上述三個展覽都作出了貢獻。

學校沒有「書法堂」的今天，書法教育由語文教育、藝術教育以及文化環境共同承擔和鼓勵，這是自然的發展。

筆者最後引述康有為的書法專著《廣藝舟雙楫》的話作結，說明書法猶如其他事物般不斷蛻變。「以人之靈而能創為文字，則不獨一創已也。其靈不能自已，則必數變焉。故由蟲篆而變籀，由籀而變秦分（即小篆），由秦分而變漢分，自漢分而變真書，變行草，皆人靈不能自已也。」「綜而言之，書學與治法，勢變略同。前以周為一體勢，漢為一體勢，魏晉至今為一體勢，皆千數百年一變。後之必有變也，可以前事驗之也。」（〈原書第一〉）康有為在書學上，處處展現拋棄陳習、另闢蹊徑的進取精神。借此回顧本文的討論，可理解到不論書法或書法教育，變化是「不能自已」的事，而調整和創新，是自然的回應之道。在這種精神下，書法將歷久常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