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遠

喬遠

資深傳媒工作者,曾於報章及雜誌任職編輯、記者及翻譯逾二十年,目前為自由工作者,從事撰稿、翻譯及傳訊顧問等工作,喜愛閱讀、音樂和電影。

走過新冠肺炎死亡陰霾樂壇教母Marianne Faithfull推出朗誦唱片

Marianne Faithfull (圖片: i.guim.co.uk) 1964年推出的第一首歌曲《As Tears Go By》,憑甜美嬌嫩的歌聲一炮而紅。 現年七十四歲的英國女歌手Marianne Faithfull今年初接受《衛報》訪問時,劈頭就跟記者說:「我忘記了很多近期的事情,遙遠的過去我記憶得很清楚。你不會明白這有多可怕。」 導致她失去記憶力的是新冠肺炎。去年4月,年邁的Faithfull仍然活躍—-她忙於灌錄第二十一張個人唱片《She Walks in Beauty》;以她1994年寫的自傳為藍本的傳記電影也在拍攝中。談及那部電影,她說:「我不需要作甚麼藝術上的參與──我活了這一生,已是足夠的參與。」 憑《As Tears Go By》走紅 Faithfull的一生確實充滿傳奇色彩。她擁有貴族血統,母親是奧地利和匈牙利混血的男爵夫人,父親曾在倫敦大學教授意大利文學。她青春少艾時外貌清純,在英國雷丁的咖啡廳唱民歌,給The Rolling Stones(「滾石樂隊」)的經理人Andrew Long Oldham看中,1964年推出的第一首歌曲《As Tears Go By》,憑甜美嬌嫩的歌聲一炮而紅。不過Faithfull生性反叛不覊,很早已染上吸毒惡習,而且根本沒有興趣當流行歌手,在1965年就結婚生子,但是未幾卻與The Rolling Stones的Mick Jagger打得火熱。兩人分手後,她的毒癮愈來愈深,音樂事業陷於癱瘓,更一度貧病交逼。 但是到了七十年代末,Faithfull戒掉毒癮後復出,1979年推出《Bro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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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電影資料館的下一個二十年

不經不覺,原來香港電影資料館已經成立了二十年──位於港島西灣河的資料館是於2001年1月3日開幕的。最近幾個月,資料館舉辦了一些慶祝活動,較大型的是放映胡金銓導演的《忠烈圖》(1975)的4K修復版本。如果不是疫症肆虐,相關的慶祝活動可能規模更大,也會受到更多人注意。 追源溯始,香港早於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已有人倡議成立電影資影館,當時最為大力推動的並非電影工作者,而是一群影評人和文化人。他們之中不少曾參與籌劃最早期的香港國際電影節,其後就想到要成立電影資料館。當初其中一個重要理念,是港產粵語片自上世紀五十年代蓬勃發展,到八、九十年代面對早年影片拷貝散失和電影工作者逝世等情況,必須盡快搶救拷貝、文物和資料,同時為前輩影人錄下口述歷史,不然香港這段輝煌的歷史就會湮沒。 當時也有人表示異議,認為不用成立資料館來收藏影片的菲林拷貝,只要市面有錄影帶和鐳射影碟(LD)已能起到保存功能。影評人兼香港國際電影節策劃李焯桃在1992年曾撰文予以駁斥:「任何私人的收藏,取捨的標準只是個人的利益或興趣;而博物館或資料館的功能,卻是兼容並包及為後代着想,為歷史留見證的。……沒有一個偉大的城市,是不重視自己的文化和歷史的。」結果香港政府1991年開始籌辦資料館,到1993成立籌劃辦事處,資料館卻要到八年後才落成。 二十年下來,現在回顧,大抵沒有人會再質疑當初成立資料館的決定。本文不會全面評價資料館工作的成敗優劣,畢竟世界各地的類似機構,在資源人手、社會環境、電影業發展等客觀條件都各有不同,要作參照比較實在近乎不可能。不過大多數關心香港電影的朋友都會同意,資料館在本身訂立的四個工作範疇──搜集、保存與修復、展覽及放映、研究及出版,都可算做出一定成績;特別是普羅市民較大機會接觸到的後兩者,過去的反應可算理想。 電影資料館藉著二十周年誌慶,以「搜集與分享」為題,策劃放映節目「尋.珍.記」,安排在四月至十二月內,分別在二十天舉行三十六部館藏電影的放映 資料館與民間合作  重現七十至九十年代電影 筆者想探討的是,資料館日後的工作重點會不會需要稍作調整?上文提及的保存五、六十年代電影資料的工作,過去二十年已做得不少,日後當然需要繼續,但是成效可能已較低,未來的重點可能需要轉移至七十至九十年代電影的資料。這段時期的影人絕大部分仍健在,民間的網上和實體傳媒近年也與他們做過不少訪談,當然仍有很多遺珠,資料館的工作可與民間的相輔相成,互補不足。 至於這段時期的電影拷貝,相信很多短暫運作的獨立公司的作品散失情況嚴重,但卻可能有錄影帶或其他錄像版本留下(事實上有一小撮狂熱影迷一直在追尋這段時期大批冷門製作的錄像)。雖說複製的錄像不能與菲林拷貝相比,但至少仍遺留下觀眾可以欣賞到的渠道。由此也帶出一個研究範疇是資料館過去較少觸及的:香港電影賣埠時基於各地方的電檢標準不同和其他上映因素,往往一齣戲出現多個不同版本,到製作成錄影帶以至其他錄像制式時,影片公司又往往隨意抽取其中一個拷貝(例如製作香港版DVD卻用上星馬版的菲林拷貝),市面也會出現多個不同的錄像版本,影迷不易了解各版本的差異,又或哪個版本較接近導演心目中的原版。資料館過去較少做電影不同版本的比較(通常只針對該館會修復或放映的少數電影),日後可以考慮多做這方面的研究,以填補民間資訊的真空。 筆者最關心的並非資料館的研究或保存工作朝哪個方向走(這是電影研究學者的專長),而是該館的工作成果怎樣能讓更多市民共享。欣賞香港舊電影,無疑是小眾趣味,但是這個「小眾」人數也不算很少:YouTube上隨便一套古舊粵語片,動輒都有數萬次點擊;Facebook上也有幾個相關主題的活躍群組。過去資料館的放映和展覽雖然也曾走出館外,但為數不算多,未必能全面接觸到對香港舊電影有興趣的市民(特別是長者),因此筆者的另一建議,是資料館日後多在社區中的場地舉辦放映和展覽,而不是局限於館內和幾個常用的康文署場地。 電影資料檢索系統有待完善 同樣需要更為方便用戶使用的還有建基於該館資料的「香港電影檢索」。該項檢索包含香港大量影片的各項資料,相當詳盡,對熱心追查舊片的影迷極為有用,但是卻有兩項不甚方便之處:首先是這項檢索並非獨立的網站,而是「隱藏」於康文署的「博物館統一藏品管理系統」中;此外,各項資料之間沒有超連結(hyperlink),例如在一部電影中找到導演或演員的名字,卻不能點擊該名字,找尋到他參與過的其他電影。就這兩方面來說,未來的工作可參考「香港影庫」(hkmdb.com)。這個網站已有逾二十年歷史,大家可到網站體驗其檢索系統。重建「檢索」網站,肯定是資料館日後值得做的一項工作。 近日網上有大量關於香港電影前景的討論,不論如何,我們還是會珍惜香港電影過去的成就,更期望資料館可以更有效地與港人分享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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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黑膠唱片會復興?

相片截自media.wired.com 有數十年經驗的資深樂迷或許會記得,在九十年代至本世紀初,大家相信鐳射唱片(CD)是最出色而方便的音樂載體,很多人對古舊、笨重、打理麻煩又佔據大量空間的黑膠唱片棄如敝屣:唱片店作特價銷售也往往無人問津,有時甚至在大廈垃圾房也會見到一堆遭丟棄的黑膠。 當時大概沒有人想過,黑膠會有復甦的一天。今年6月,大型國際購物網站Amazon宣佈開辦黑膠唱片會,向繳付月費的會員每月供應一張黑膠唱片,可見市場相信,黑膠復興並不會是短暫的熱潮。而約一年前,美國唱片業協會(Recording Industry Association of America,通常簡稱為RIAA)公佈,在2020年上半年,黑膠的營業額自1986年以來首次超越了CD的,達2.32億美元,佔了實體音樂媒體銷售額的62%。 當然,單看這項比較多少有誤導成分,因為造成這項超越的主因,是CD銷售下降多於是黑膠的復興;此外,現在音樂市場真正的主流是非實體的網上串流平台,在上述時期佔了整個音樂市場營業額的85%,達48億美元。不過,黑膠的受歡迎程度方興未艾,卻是不爭的事實。根據360 Research Reports有關全球黑膠銷售的研究,估計營業額在2021至2026年間的複合年均增長率為15%,到2026年將達4.8億美元(筆者按:由於上述兩機構所用的計算基礎和方法不同,兩組數字不能互相配合參照)。 究竟黑膠為甚麼會復甦?可以有很多不同解釋。或許最顯而易見,也難於否定的一點,是從音響「發燒友」角度,時至今天,用數碼(digital)器材和音樂載體播放出來的音效,原來仍不及模擬(analogue)器材和黑膠唱片。這個情況有違CD起飛時期大家的想像,令不少高端音響發燒友一直堅守或重新投入黑膠的世界。 不過,單純是上述的音響角度,又或是所謂懷舊熱潮,並不足以全面解釋黑膠復甦的原因──受歡迎的不單是講究音效的所謂「發燒」唱片或昔日的舊唱片,很多不見得「發燒」的新唱片同樣會推出黑膠版本,也為市場受落。因此我們應該思考一下,作為聆聽音樂的媒介,黑膠或模擬模式跟數碼模式究竟有甚麼不同。 相片截自 www.wallpaperflare.com 談「擁有」,並不是執著於物欲,而是怎樣建立自己的品味和欣賞標準。過去我們要買唱片,大多數人都有經濟條件的局限,需要作出取捨,選擇自己喜歡的來買,可能花上大量時間摸索、試聽、思考和搜購,從而建立自己的品味,這個過程中帶來的趣味,並不亞於聆聽音樂本身。到了今天,由於在串流平台上選聽甚麼都沒有額外的經濟代價…… 回想CD剛推出時,標榜的除了音效以外,更重要的是聆聽和儲存時方便:可以不停播放接近八十分鐘的音樂;可以使用汽車上和隨身的器材播放;碟上的數碼檔案可以百分百複製母帶的檔案,而且永不會磨損(這並非事實,倒是後話,生產商當年確曾如此標榜);可以遙控;播放時可以暫停(pause)、重複(repeat)和隨機播放(random)……到了檔案下載和串流平台的年代,各種方便更進一步。 「方便」是數碼音樂媒介的優點,但也是缺點,因為我們會在很多種狀態下聆聽音樂:在駕車或搭公共交通工具解悶;在工作、做運動、功課、家務時播放作為背景;用來伴舞或增添派對或宴會的氣氛……這些是音樂的「功能性用途」。很明顯,以電子儀器播放數碼版本正好迎合這些功能。 不過,有些時候,我們想細心和專心地聆聽音樂:讓情緒受感染,隨著旋律起伏;想細味歌詞的微言大義;期望仔細領略歌手演唱、樂手彈奏的高超技巧……在音樂作這種「欣賞性用途」時,我們其實並不需要那麼「方便」,樂意先清潔一下黑膠唱片,然後倒一杯茶或酒,坐在沙發上,手持唱片封套讀一下歌詞,每隔約二十分鐘站起來翻一次唱片。我們需要的,是享受一段人性化的生活過程,而畢竟那些甚麼暫停、重複、隨機功能,又或乾淨無損的聲音,其實並不那麼人性。 進入了串流平台的時代,實體音樂產品與非實體的音樂電腦檔案之間的差異,又形成另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消費者訂購了某個串流平台,就仿似擁有了全世界的音樂,甚麼都可以選聽;但同時又甚麼都不擁有,一旦中止訂購,就甚麼都再聽不到。談「擁有」,並不是執著於物欲,而是怎樣建立自己的品味和欣賞標準。過去我們要買唱片,大多數人都有經濟條件的局限,需要作出取捨,選擇自己喜歡的來買,可能花上大量時間摸索、試聽、思考和搜購,從而建立自己的品味,這個過程中帶來的趣味,並不亞於聆聽音樂本身。 到了今天,由於在串流平台上選聽甚麼都沒有額外的經濟代價(代價只是時間),大多數聽眾不會主動仔細認真思考聆聽選擇,可能根據「前串流時期」已建立的口味,更有可能是影音媒體和社交媒體在日夜播放的歌曲,又或串流平台根據演算法(algorithm)作的推薦或不知誰人編排的歌單。但這些消費者失去的,卻是從摸索和培養品味而來的趣味。這大概是實體音樂產品仍有捧場客的重要因素之一。 當然,黑膠唱片在市場日後不可能壓倒非實體的數碼主流,但卻代表著音樂世界中仍有著重人性化和認真品味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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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舊書

Photo by Rendiansyah on Unsplash 互聯網出現後,電子書應運而生,至今已十多年,卻始終未能取代實體書,二手舊書也依然受到重視。一邊廂,香港社區中近年盛行漂書活動;另一邊廂,有二手書店舉行舊書拍賣會,罕有的版本往往售出高價,成為新聞,一些網上平台同樣買賣活躍(見文末舉例),可見香港的中文舊書愈來愈為人重視,有價有市。 談舊書收藏,劈頭就說到價錢、市場,似乎市儈了一點,有欠風雅。但無可否認,經濟誘因確是鼓勵民間保育古舊文物的重要動力,不論古玩、字畫、傢俬等都是如此。所以,期望文化能夠妥善傳承,二手市場活躍實在重要,以價錢作指標,反映狀況也無可厚非。 以香港的中文舊書市場來說,很多上世紀八十年代之前的書籍,不限種類或作者,都有一定的叫座力。或許很多人意想不到的是,像昔日的香港街道圖之類,都不乏捧場客。不過,真正最受歡迎的,始終是文學或創作類的書籍。 名家散文小說價值高 這個時期中價值最高,並且廣泛獲得傳媒報道的,當然就是金庸的舊版武俠小說,過去數年多次拍賣的成交價都超逾萬元港幣。其實這些舊版書籍大多並未獲得作者授權出版,只是當年版權觀念尚未普及,一些出版社擅自輯錄金庸的報章連載,印刷成單行本發售。至1970年,金庸著手修訂自己的舊作,其後交由明河社出版,不少內容細節已與報章連載時頗有不同──這成為了舊版其中一項重大的收藏價值。 說到較為近代的作品,兩位依然創作不輟的香港作家董橋和黃碧雲最受熱捧。兩人在兩岸三地的文壇都享譽甚隆,有不少書迷,對他們舊作的需求可說來自內地更多於香港。 董橋是散文大家,也是藏書家,講究書籍裝幀。自2002年的《從前》起,他在香港牛津出版社推出的著作都以硬皮精裝本面世,每部各有設計特色,令藏書更添趣味。2003年出版的《小風景》初版是呈正方形的開本,相當特別(其後的版本已改回長方形開本),書迷暱稱為「大風景」,近年極為搶手,售價約為5,000港元。 作家走紅後,藏書者自然會追尋他成名前的著作。市面上最罕見的董橋早年作品是素葉出版社於1982年出版的《在馬克思的鬍鬚叢中和鬍鬚叢外》。據香港藏書家鄭明仁今年初在《明報》所述,此書在2018年拍賣會上的成交價達48,000港元。 黃碧雲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作家,體裁和寫作手法變化多端,自九十年代中起在港、台獲獎無數,近年在內地也受到推崇。她的作品在二手市場特別吃香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她拒絕將作品再版印行,在內地也沒有簡體字版,因此書籍在市面的流通量不高。黃碧雲最搶手的是第一部作品《揚眉女子》,根據上述鄭明仁的同一篇報道,在去年底,一部《揚》書的初版以6,500港元成交,更有傳買家即晚已以9,000元人民幣轉售予一位內地藏書家。 舊書拍賣會交投熾熱, 可見仍有不少人熱衷收藏舊書 (圖片截自Timable.com) 董橋是藏書家,他的作品也成為熱門的收藏對象。(圖片截自二手書室群組) 影響書價的因素 除了作者和書籍的聲譽和受歡迎程度外,還有一些因素會影響個別書本的價值。其中一個因素是書籍的版本,最吃香的一定是最早版本的第一版第一次印刷。如果純從閱讀價值角度來說,這似乎沒有甚麼道理,不過收藏者總有「物以罕為貴」的心態;另一方面,這也可以說是市場對能慧眼賞識未成名作家或著作的讀者的一種獎勵。   此外,舊書經歷時間洗禮,能否保持良好狀態(行內稱為「品相」)也很重要,缺頁、破損、摺痕、污跡等固然會令價值大打折扣,原書主人在書上簽名和批註之類也會減低吸引力──但是如果書主本身是名人,也就另當別論。 不過,說到底,藏書的最大樂趣始終在於拓闊眼界,增長見識,買賣活動無疑可以添加趣味,也有助「以書養書」。但是成功的藏書家,還是以真正的興趣先行,而不會只著眼於一買一賣之間的利潤,因為只有這樣,才會肯花時間投入鑽研其中的學問,充分掌握藏書知識。 網上舊書買賣平台舉例: Carousell – 這一個公開而活躍的網上平台 筆者參與的私人whatsapp group中,經常有書本拍賣,幾千元一本的高價成交屢見不鮮,惟不便在此公開。 FB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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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網專訪] 音樂會策劃人張景謙: 伴本港爵士樂新秀茁壯起飛

攝影: A. Chester Ong 新冠肺炎肆虐全球差不多一年半,其中一個受打擊最嚴重的範疇是表演藝術,各式藝術表演活動在這段期間近乎完全停頓。最近香港的疫情稍為緩和,不論是表演者和觀眾都靜極思動,藝術表演逐漸復甦。 其中一個即將上演、惹人注意的節目叫《Our Jazz Pianists》,7月4日(星期日)在柴灣青年廣場的Y綜藝館舉行,有四組樂手由下午3時一直表演至晚上。顧名思義,這項表演由本地的爵士樂鋼琴手擔綱。   張景謙(右)和這次音樂會的共同製作人呂奡元。他們請來多位技藝達國際級專業水平的爵士樂手擔綱演出。(攝影: A. Chester Ong) 四位爵士鋼琴手嶄露舞台  呈獻國際級水準演出 籌劃這個音樂會的張景謙(Clarence Chang)解釋這個構思:「我們休息了很久,構思應該搞甚麼節目時,大家討論之下,覺得香港近年湧現了很多出色的年輕爵士鋼琴手,不如就舉辦一個以鋼琴手為主題的音樂會吧。」張景謙以往從事音樂製作,曾為夏韶聲、蔡琴等監製唱片;過去十多年主力在香港舉辦國際樂手的音樂會,特別是Jazz World Live Series更帶來了不少爵士樂高手,他並為康文署籌劃過2018年和2019年的「爵士馬拉松」活動,對國際和本地的爵士樂壇瞭如指掌。 細看這次擔綱的雷柏熹(Patrick Lui)、李梓禾(Bowen Li)、張貝芝(Joyce Cheung)和朱肇階(Daniel Chu)的履歷,發現他們有不少共通之處:首先是全部都很年輕,只是二十多歲至三十歲左右,都曾到美國或英國的音樂學院修讀,回流香港幾年,已成為獨當一面的樂手。說到音樂風格,張景謙說:「他們聽現代的爵士樂(contemporary jazz)長大,像是Brad Mehldau 和Fred Hersch 那些,彈奏的風格也較接近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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