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2022）7月舉行的「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禮上，影星古天樂和多名頒獎嘉賓都以半開玩笑的方式，介紹《明日戰記》將在8月上映。

因新冠疫情肆虐，香港電影院被逼關閉一段時日後，沉寂已久的港產片市場到暑期自然熱鬧起來，惹人注目的作品不少：據說耗資達4.5億元的科幻巨作《明日戰記》、七大導演聯手的《七人樂隊》、韋家輝十多年來首部執導作品《神探大戰》、有Mirror成員演出的喜劇《闔家辣》和《阿媽有咗第二個》……

對港產片影迷來說，《七人樂隊》（2020）的製作構思無疑很吸引：7名成就極高的香港導演聯手，各自以香港某一個年代為題材，用已告式微的菲林方式拍攝短片，所選的年代由抽籤決定。

電影串流平台的龍頭Netflix剛於7月19日公布了今年第二季度的業績，其中最令人關注的是，訂閱用戶人數較第一季度進一步流失約97萬個。

不過是兩個月間，接連已有幾位對香港影壇舉足輕重的人物逝世：繼楚原和王羽後，從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期起一直活躍的資深演員曾江，4月27日在尖沙嘴一家隔離酒店中倒斃，令人惋惜不已。

2月21日，著名電影導演楚原（原名張寶堅）逝世，享年八十七歲。他一生執導電影逾一百二十部，並且曾擔任編劇和作幕前演出，對電影業貢獻重大，於2018年獲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發「終身成就獎」實至名歸。

電影《梅艷芳》尚未上映就已經十分矚目，網上盡是應否入場的討論。到電影在香港開畫，第一天（11月12日）的票房已達311萬港元（不包括優先場），締造香港電影本年度上映首日的最高紀錄。由這走勢看來，《梅》片差不多已可肯定會成為本年度港產片的賣座冠軍。 觀眾對名人傳記片的期望 這部電影惹人談論，主要在於這類傳記片從來不易討好，尤其對象是已去世的近年流行文化偶像。從以Queen樂隊主音歌手Freddie Mercury作主人翁的《波希米亞狂想曲》（Bohemian Rhapsody，2018）可見，已故偶像的「粉絲」（fans）最在意的，是製作人是否在消費死者，只為求吸引支持者入場，即所謂「發死人財」。當然，若純粹用這種陰謀論，則任何人物傳記片都不應該開拍，這實在說不過去。一般較理性的粉絲和電影觀眾，大抵會用兩個有別於一般電影的標準來看某部傳記片「消費死者」的意圖是否成立、應否支持：片中角色（特別是主人翁）的外形和神態要酷似真實人物；故事內容要符合歷史，沒有誇張失實，嘩眾取寵。 圖片截自《主場新聞》網站 圖片截自KKnews 因此，《梅》片要票房和口碑成功，擺脫「消費死者」的嫌疑，必須先闖過這兩關。平情而論，我們只能要求演員的演出盡可能接近真實人物，但要完全形神俱似則沒有可能。《梅》片由王丹妮飾演梅艷芳，筆者認為已頗為神似，以新人來說，演技也相當不俗。觀眾對這角色自然要求甚高，坊間好評遠多於負評，其實已難能可貴。此外，飾演梅愛芳的廖子妤同樣出色；反觀飾演張國榮的劉俊謙和個別男角，神似程度則較為遜色。論「人物神似」，相信《梅》片大體已獲粉絲接受。 筆者並非梅艷芳迷，無法評斷片中內容是否完全忠於事實，不過暫時似乎未見有梅迷（以至普遍港人）提出有情節嚴重與事實不符，相信創作團隊的考證工夫做得相當深入，也可說已過了上文所說的另一關。至於電影迴避了某些情節和人物，部分觀眾或會感到不滿，但從現實考慮，這也是合理的處理方法，不必深責。 整體來說，《梅》片無疑是成功的商業製作，娛樂性豐富，歌舞場面編排悅目，個別情節頗為動人，梅艷芳真人的舊片段與王丹妮的新畫面前後穿插，更見巧思。當然，這部電影也有可以批評之處，故事流於平鋪直敘，未見有較強烈的戲劇衝突情節，人物性格不算立體深刻。不過，這種不足也可能是創作團隊審慎計算之下的結果：避免呈現較強的立場或視點，開罪粉絲；真正用以吸引觀眾的，是梅艷芳本身的傳奇，以至港人對昔日美好歲月的緬懷，重要的是模擬昔日場面（不論是紅館演唱會，還是茘園或酒廊，又或是張國榮的喪禮）的技術執行出色。 香港流行文化   電影素材寶庫 從電影工業的角度出發，今天能花巨資拍純本地題材電影，同時市場反應理想，《梅》片已經值得讚賞支持。最近數年，不計算和中國內地合拍的製作，純港產片製作數量減少，規模縮小，影評人兼導演舒琪在去年一個訪問中甚至提出，我們應該暫停港產片製作，因為目前絕大部分港產片已無法在商業上真正自負盈虧，既需要不計經濟回報的贊助，也需要台前幕後以「義工」形式用遠低於市價接拍。《梅》片雖然有內地資金，應算是合拍片，不過創作上更類似純港產片：不是合拍片慣見的動作片類型，內容純粹取材於香港。另一方面，製作規模卻有別於近年的小本經營，作較大投資，而從目前票房看來，相信不會虧本，甚至有利可圖。由此看來，這類傳記片會不會成為較大製作港產片的新出路？ 《梅》片證明，黃金時代的香港流行文化仍是我們現在可以取材的寶庫。香港過去拍攝過的傳記片不少，但主人翁大多是黑白兩道人物或武術界中人，真正以流行文化人物為題材的不多，若不計算紀錄片，除了《梅艷芳》外，記憶中過去二十多年間只有《南海十三郎》（1997）、《李小龍》（2010）和《兄弟班》（2018，以溫拿樂隊為題材）等而已，後兩者的製作規模都不大。日後可供香港電影使用的流行文化素材仍有很多，角度也可以多樣，致敬固然是其中一種方式，強調保存和探索歷史、分析批判或承先啟後也未嘗不可。同時，從商業角度來說，對本地以至世界各地曾受香港流行文化薰陶的人，這類電影都有一定吸引力。 無疑，港產片過去曾有一窩蜂搶拍同一類型，不斷重複，粗製濫造的惡劣往績。假如香港電影人真的會繼續拍傳記片（且不論會否成為熱潮），我們期望這些製作都會認真嚴謹，不會惹來「消費死者」的批評。    

《花樣年華 – 一剎那》首日拍攝之絕密劇情 ©澤東電影 王家衛無疑是香港過去幾十年最重要的電影導演之一。他有不少名作都是由自己與劉鎮偉合資創辦的澤東電影公司出品的，從早期的《重慶森林》（1994）、《東邪西毒》（1994）到較近期的《一代宗師》（2013，已是王家衛最新推出的導演作品）都是。不經不覺，原來澤東已成立三十周年。公司的出品數量雖然不多，只有十餘部電影，但其成就和貢獻都不容否定。 澤東為創立三十周年籌辦了多項記念活動，包括香港蘇富比拍賣行即將舉行的兩場拍賣，其中一場是10月10日舉行的「澤東庫藏」拍賣專場。王家衛精心挑選了三十件有關自己的電影珍藏，大部分來自他的多部作品，包括服裝、道具、造型、攝影、海報，以至他的個人收藏。每一件分別代表電影從製作到面世的不同工序。此外，還有澤東數名長期合作夥伴張叔平（美術指導、服裝指導、剪接師）、杜可風（攝影師）、夏永康（硬照攝影師、設計師）的作品，以及幾位來自不同地區的藝術家專門為這次三十周年所做的創作。 《花樣年華》的一念成拍賣珍品 不過另一場的拍賣品大概更為吸引──在10月9日蘇富比的「現代藝術晚間拍賣」中，有兩件與王家衛相關的物品拍賣。首先是電影《春光乍洩》（1997）中主角何寶榮（張國榮飾）穿著的黃色皮衣，這早已成為影迷其中一個經典記憶，正如王家衛說：「每一件經典戲服都是一個符號：夢露的白裙子，小馬哥的黑風衣，李小龍的黃色運動衣……最終都會獨立於角色，成為時代記憶。中國傳統戲曲裡，角色的造型叫扮相，登場被稱為亮相。相，不單指穿什麼，更多是指精神狀態，是氣質。……我一直留著這件黃皮衣。因為它象徵著曾經的存在；溫柔、叛逆，和煙花背後的落寞。」蘇富比對這件拍賣品的估價為港幣六十萬元至一百二十萬元。 電影《春光乍洩》主角張國榮先生之經典戲服 – 黃皮衣 ©️澤東電影, 夏永康攝 相比起這件黃色皮衣，王家衛在這一場推出的另一件拍賣品卻可能更有新意和趣味。他創作了亞洲電影首個NFT（Non-fungible token，非同質化代幣），名為《花樣年華──一剎那》，是一段全長一分三十一秒的影片，內容為從未曝光的《花樣年華》（2001）首日拍攝片段。王家衛這樣解釋這一次的創作緣起：「《花樣年華》的一念何來？難說。可以確定的是，1999年2月13日是我將這一念頭付諸行動的第一天。每部電影拍攝的首日，等同與夢中人的第一次約會；既驚且喜，如履薄冰。……今天，借去中心化數字技術，我們將這意義非凡的一天，以一種嶄新的形式去保存，去展示。在區塊鏈的世界裡，歲月不老。願未來更多人去體會，去追尋，那靈光乍現的剎那。」 雖然蘇富比將《花樣年華──一剎那》的NFT估值於港幣二百萬元至三百萬元之間，不過一眾王家衛迷不用擔心，相信大家日後極有可能可免費或以低廉費用在網絡上欣賞到這段影片──或正確一點說，欣賞到影片的副本。 這正是NFT概念獨特之處。NFT運用區塊鏈（blockchain）技術，每個代幣代表一項獨特的數碼資料，不能互換，因此NFT可以用來代表數碼化的文件，不論那是畫作、音樂、影片、遊戲項目或其他創作。雖然數碼作品可以無限量複製，但是代表作品的代幣在區塊鏈上受到追蹤，並為持有者提供擁有權的證明，也就是說，NFT可以毫無爭議地證明到某件數碼作品真正由誰擁有   https://assets.thevalue.com/87CONTY4NI-dOradGmV5gQ/medium/eba7500df37de6d4dd7e1e5a203e7a8ecd2970d9.mp4 拍賣價逾六千九百萬美元的NFT《Everydays – The First 5000 Days》。 NFT藝術品擁有權的虛與實 NFT的出現可以追溯到2014年；到2017年，一個虛擬飼養寵物貓的遊戲CryptoKitties使用了NFT，令遊戲中每一隻寵物貓都變得獨一無二，至此NFT開始普及，為大眾認知。今年更是NFT真正掀起熱潮的一年：藝術家Mike Winkelman的數碼藝術作品《Everydays – The

不經不覺，原來香港電影資料館已經成立了二十年──位於港島西灣河的資料館是於2001年1月3日開幕的。最近幾個月，資料館舉辦了一些慶祝活動，較大型的是放映胡金銓導演的《忠烈圖》(1975)的4K修復版本。如果不是疫症肆虐，相關的慶祝活動可能規模更大，也會受到更多人注意。 追源溯始，香港早於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已有人倡議成立電影資影館，當時最為大力推動的並非電影工作者，而是一群影評人和文化人。他們之中不少曾參與籌劃最早期的香港國際電影節，其後就想到要成立電影資料館。當初其中一個重要理念，是港產粵語片自上世紀五十年代蓬勃發展，到八、九十年代面對早年影片拷貝散失和電影工作者逝世等情況，必須盡快搶救拷貝、文物和資料，同時為前輩影人錄下口述歷史，不然香港這段輝煌的歷史就會湮沒。 當時也有人表示異議，認為不用成立資料館來收藏影片的菲林拷貝，只要市面有錄影帶和鐳射影碟（LD）已能起到保存功能。影評人兼香港國際電影節策劃李焯桃在1992年曾撰文予以駁斥：「任何私人的收藏，取捨的標準只是個人的利益或興趣；而博物館或資料館的功能，卻是兼容並包及為後代着想，為歷史留見證的。……沒有一個偉大的城市，是不重視自己的文化和歷史的。」結果香港政府1991年開始籌辦資料館，到1993成立籌劃辦事處，資料館卻要到八年後才落成。 二十年下來，現在回顧，大抵沒有人會再質疑當初成立資料館的決定。本文不會全面評價資料館工作的成敗優劣，畢竟世界各地的類似機構，在資源人手、社會環境、電影業發展等客觀條件都各有不同，要作參照比較實在近乎不可能。不過大多數關心香港電影的朋友都會同意，資料館在本身訂立的四個工作範疇──搜集、保存與修復、展覽及放映、研究及出版，都可算做出一定成績；特別是普羅市民較大機會接觸到的後兩者，過去的反應可算理想。 電影資料館藉著二十周年誌慶，以「搜集與分享」為題，策劃放映節目「尋．珍．記」，安排在四月至十二月內，分別在二十天舉行三十六部館藏電影的放映 資料館與民間合作  重現七十至九十年代電影 筆者想探討的是，資料館日後的工作重點會不會需要稍作調整？上文提及的保存五、六十年代電影資料的工作，過去二十年已做得不少，日後當然需要繼續，但是成效可能已較低，未來的重點可能需要轉移至七十至九十年代電影的資料。這段時期的影人絕大部分仍健在，民間的網上和實體傳媒近年也與他們做過不少訪談，當然仍有很多遺珠，資料館的工作可與民間的相輔相成，互補不足。 至於這段時期的電影拷貝，相信很多短暫運作的獨立公司的作品散失情況嚴重，但卻可能有錄影帶或其他錄像版本留下（事實上有一小撮狂熱影迷一直在追尋這段時期大批冷門製作的錄像）。雖說複製的錄像不能與菲林拷貝相比，但至少仍遺留下觀眾可以欣賞到的渠道。由此也帶出一個研究範疇是資料館過去較少觸及的：香港電影賣埠時基於各地方的電檢標準不同和其他上映因素，往往一齣戲出現多個不同版本，到製作成錄影帶以至其他錄像制式時，影片公司又往往隨意抽取其中一個拷貝（例如製作香港版DVD卻用上星馬版的菲林拷貝），市面也會出現多個不同的錄像版本，影迷不易了解各版本的差異，又或哪個版本較接近導演心目中的原版。資料館過去較少做電影不同版本的比較（通常只針對該館會修復或放映的少數電影），日後可以考慮多做這方面的研究，以填補民間資訊的真空。 筆者最關心的並非資料館的研究或保存工作朝哪個方向走（這是電影研究學者的專長），而是該館的工作成果怎樣能讓更多市民共享。欣賞香港舊電影，無疑是小眾趣味，但是這個「小眾」人數也不算很少：YouTube上隨便一套古舊粵語片，動輒都有數萬次點擊；Facebook上也有幾個相關主題的活躍群組。過去資料館的放映和展覽雖然也曾走出館外，但為數不算多，未必能全面接觸到對香港舊電影有興趣的市民（特別是長者），因此筆者的另一建議，是資料館日後多在社區中的場地舉辦放映和展覽，而不是局限於館內和幾個常用的康文署場地。 電影資料檢索系統有待完善 同樣需要更為方便用戶使用的還有建基於該館資料的「香港電影檢索」。該項檢索包含香港大量影片的各項資料，相當詳盡，對熱心追查舊片的影迷極為有用，但是卻有兩項不甚方便之處：首先是這項檢索並非獨立的網站，而是「隱藏」於康文署的「博物館統一藏品管理系統」中；此外，各項資料之間沒有超連結（hyperlink），例如在一部電影中找到導演或演員的名字，卻不能點擊該名字，找尋到他參與過的其他電影。就這兩方面來說，未來的工作可參考「香港影庫」（hkmdb.com）。這個網站已有逾二十年歷史，大家可到網站體驗其檢索系統。重建「檢索」網站，肯定是資料館日後值得做的一項工作。 近日網上有大量關於香港電影前景的討論，不論如何，我們還是會珍惜香港電影過去的成就，更期望資料館可以更有效地與港人分享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