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經濟富裕和文化發展成熟的地方，到了某個時期，總不免會出現懷舊潮，緬懷昔日從比較簡樸走向豐盛的美好舊日子（英文所謂good old days）。香港自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傳媒、文化機構，以至民間均不時出現懷舊專題項目，最常見的題材是由五、六十年代起逐漸蓬勃的流行文化。香港文化博物館籌劃和在7月底開始展出的「潮瞧香港60+」展覽，可算是最新一波的懷舊活動。 整個展覽以香港五十年代的嬰兒潮和經濟起飛作引子，展現香港流行文化發展的基礎。然後按音樂、電影、電視、電台等範疇畫分展品區域，並旁及雜誌、玩具、玩偶等，展品合共逾一千件。 各個範疇之中，以音樂部分較為突出，個別展品難得一見，包括許冠傑和黃家駒的結他、多名歌手的演唱會服裝（或稱「歌衫」）和多名填詞人的手稿等，再加上一些多媒體互動小設計，以及林子祥、陳潔靈、葉麗儀等歌星和幕後人員的訪問片段，無疑甚具觀賞價值。此外，吳君麗和蕭芳芳也分別有粵劇和電影的戲服展出。 https://video.news.gov.hk/hls/chi/2021/07/20210727/20210727_195248_549/videos/20210727210423763.mp4 除了上述屬於藝人和創作人的實物，以及一些獎座以外，展品大體以舊報刊、黑膠唱片封套、電影海報、劇照和劇情簡介（香港當年稱為「戲橋」）和玩具等為主，選材和陳列方式略見龐雜，部分展品在坊間二手市場也常見。 筆者明白，這類懷舊展覽的主要作用在於讓參觀者藉著看到舊物而「發思古之幽情」，開心一下。展覽中只會有極為簡短的文字解說，作較深入的文化或學術研究分析或資料蒐集並非策展者的主要任務；也不能期望展覽真的能做到主辦機構所述「闡述香港流行文化的演變，了解其社會背景和藝術特色」的目標。即使如此，「潮瞧香港60+」有某些地方還是值得做得更深入一點，例如探討重點展出的歌衫在設計上的特色、期望帶來的效果，以至歌衫在演唱會中起到的作用（香港流行樂演唱會似比西方的更重視歌衫）等；又例如上文提及的訪問片段及另一段電台唱片騎師和播音藝人的訪問，同樣值得作更詳盡和有系統的整理。此外，展覽的一些錄像刻意零碎加入了現代作品的片段，很明顯想表達昔日流行文化影響深遠，延續至今天，但是內容中卻不見有闡述其中的傳承關係。 筆者對這展覽的批評看似有點嚴苛，其實是有感於類似項目往往令觀賞者在緬懷昔日之餘，只會單純產生「今不如昔」之歎。無可否認，以市場營業額和國際影響力角度，香港的電影、電視和流行音樂等流行文化／表演工業（廣義來說，可以包括職業足球），從六十至八十年代的高峰到現在確實有萎縮現象；至於技藝和創意水平則仍可以商榷討論。面對「今不如昔」，過分簡化的懷舊回顧（主要在於報喜不報憂，只歌頌過去的輝煌成就，而忽略同時存在的缺點和流弊）只會令觀賞者單純諉過於年輕一代的才華或努力不及上一代，又或政府推動不力，而無法正視問題癥結，例如周邊不少國家或地區的流行文化發展雖較香港為遲，但在市場、人才、資源和文化等層面均較香港優勝，要迎頭趕上自不困難；又例如港產電影和音樂昔日雖有大量傑作，但也有粗製濫造、投機取巧之風，阻礙行業發展。 因此，筆者認為，在搞懷舊之餘，香港更為需要的是對昔日流行文化作嚴謹的資料蒐集和研究，這除了是保存美好舊日子的歷史外，也是為促進當下流行文化的發展奠下參照的基礎。在電影方面，香港電影資料館做了不少相關工作，但是其他流行文化工業雖有一些學者從事相關研究，但卻仍欠缺專責機構作有系統的籌劃，需要做的仍有很多。

今年威尼斯建築雙年展(第17屆、5月22日至11月21日)的主題是「我們如何一起生活」(How will we live together?)，意念出自麻省理學院建築與規劃學院院長蕯爾基斯 (Hashim Sarkis)。

Aimé Mpane, Mapasa, 2012, 塑彩及混合媒介 , 木板: 12 1/2 x 12 in., The Phillips Collection, The Dorothy and Herbert Vogel Award, 2012 菲利普 (Phillips) 兩兄弟的父親是美國一位成功企業家。他們的感情十分深厚。哥哥 James 原於1902年升讀耶魯大學。但他決定等待兩年，直到弟弟 Duncan 中學畢業，便可以一起唸大學。兩兄弟都才華橫溢，並且對當代藝術充滿熱情。從 1916

以售賣英文舊書為主的清明堂即將結業。(圖片截自清明堂 facebook) 8月31日，在香港銅鑼灣崇光百貨公司十一樓經營了達二十八年的日文書店「旭屋書店」結業，引來不少書迷到場購書和回味昔日光景。此外，位於新蒲崗、主打英文舊書的書店「清明堂」（Bleak House Books）也宣佈將會在10月中關門。 香港的書店結束營業近年時有所聞，猶記得去年7月辰衝書店停止實體店業務時，也曾引發一番議論。同樣命運的還有唱片店，香港其中兩家大型唱片零售集團HMV和「香港唱片」分別於2018年底清盤和2019年初結業，當時也有不少聲音質疑實體唱片店的前景。 上述多家店舖不再經營，當然各有自己的原因，但是也有不容否認的共通因素：首先是實體唱片和實體書的銷售量近年都在下跌（前者較嚴重），加上近年盛行網購，大家似乎減低了逛書店和唱片店的意欲。另一方面，香港零售店舖租金昂貴，若要陳列大量書籍或唱片供顧客瀏覽選購，成本不菲；反觀物流業近年用盡各種方法減省營運開支，令網購加上送貨上門的運費（不論本地或海外）往往比在本地的實體店購買還要便宜。在上述種種因素下，相信書店和唱片店日後的經營仍未許樂觀。   不少顧客趕在旭屋書店關門前，到店內緬懷昔日情景。 實體唱片店和書店以集團式大規模經營未許樂觀，別具個性的小店反而會有出路。(圖片來源: 眾新聞) 「偶得而存」的體驗 那麼，這類實體店舖還有生存空間嗎？筆者認為仍未絕望。買書本和唱片這種消費，跟到超紙市場買廁紙和汽水，或到家品店買電燈泡和毛巾不同。消費者在超級市場和家品店想得到的，只是貨品本身，過程中並沒有多大樂趣可言（至少大多數人覺得這樣）。這種消費是完全可以用網購取代的──在電腦或手機上按幾下鍵，通常會更為方便和廉宜。 但是文化產品的消費除了享用時的滿足感外，追尋的過程中本身有其趣味，因此中文有「獵書」一詞，英文談書籍和唱片收藏也常用到hunting一字。這種趣味，用董橋在早年著作《另外一種心情》中一篇文章所說的「偶得而存」來形容最適合不過。「偶得」的物品可能是買家多年遍尋不獲的，偶然碰上；也可能是買家本已忘懷的昔日心頭好，偶然重遇；也可能是來自傳媒或友儕的推介，偶然買下。我們不能說用網購平台的搜尋器買不到這種物品，但卻肯定不會有同樣的「偶得而存」驚喜。 因此，實體書店和唱片店的生存之道，不在於跟網購競爭消費時更為方便舒適、貨品更為齊全，或價格更為廉宜──在這些層面都不易有競爭空間，也是過去一些實體零售集團的死因；實體店可以做的，是為顧客提供獨特的服務、知識和消費體驗，並且藉此帶來口碑，建立忠心的顧客群。 這可以用一個例子說明，香港著名舊書店「神州圖書公司」老闆歐陽文利最近撰寫了回憶錄《販書追憶》，為書寫序的幾位藏書家都提及，歐陽先生熟悉各位熟客的口味，會推介書籍給他們；顧客要求代為搜尋的書籍，他也定必細心留意。相信正是這原因，這家實體小店五十多年仍屹立不倒。筆者光顧的一些中小型唱片店也有類似情況，售賣的貨品側重某兩三類型，反映經營者自己的品味。他們所作的推介和交流，往往才是吸引顧客的地方。 所以，筆者相信，在香港經營實體書店和唱片店確實不容易，但卻不是全無可能，重要的是經營者要做出自己的個性，而不是千篇一律的集團式經營。說到底，書籍和唱片的買賣不是冷冰冰的金錢和貨品交易，而是文化口味的人性化交流。

香港的流行文化曾經歷非常輝煌的黃金時代，以流行音樂、電影和電視等媒體為主，旁及文字印刷媒體、電台廣播，以至廣告等，大抵從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電影業或許可算更早一點），一直在百花齊放，蓬勃發展，從創意、藝術成就、技藝和商業價值等方面衡量，都堪稱在亞洲和華人地區之中執牛耳，造成深遠影響。不少人認為，到本世紀開始，香港各門流行工業的發展才出現走下坡的跡象。。 在這段黃金時期中，香港自然冒現了不少跨媒體的創作人才，不過要數涉獵範疇最廣的，筆者相信非黃霑莫屬。談流行音樂，他參與了幕後的作曲、填詞、監製，也曾作幕前主唱，出過唱片，早年更曾作和唱歌手與口琴伴奏樂師；論電影，他早年執導的《天堂》(1974)和《大家樂》(1975)都算是佳作，約七十部的幕前演出或許不算有重大成就，但是八、九十年代不少名片的配樂都出自他的手筆；說到電視，他長時間是炙手可熱的節目司儀和主持人，也曾主演過一些電視劇；至於文字媒體，他一直在報刊撰寫專欄，主要是雜文，也有小說、評論和訪問等。這還未包括他有逾二十年以廣告創作為正職、間有主持電台節目，以及早年曾參與話劇演出。因此，要了解研究香港流行文化工業全盛時期的情況，特別是各範疇之間的互動，黃霑是其中一個不可或缺的切入點。 吳俊雄組「黃霑書房」團隊 不幸的是，霑叔（我們這一代年紀較黃霑稍輕、受他的流行文化作品薰陶長大的香港人，全都暱稱為他為「霑叔」，由此可見他在港人心中的親和力）已於2004年去世，生前未有撰寫自傳或回憶錄（香港電影資料館曾於2001年為他作訪問，內容似沒有全部公開），令大家無法全面深入了解他的文化工作，以至他身邊的流行文化工業狀況（或可簡稱為「研究霑叔」）。不幸中之大幸，是霑叔生前寫下大量文章，其中不少談及自己的工作經驗；同時，已退休的香港大學社會學教授、流行文化學者吳俊雄在霑叔逝世後，獲得他的家人同意，代為保存和處理霑叔書房中的遺物，令研究霑叔的工作得以持續進行。 吳俊雄領導的「黃霑書房」團隊並不急於求成，自2005年起耐心地將霑叔的遺物保存整理，同時作相應的文化研究工作，後來舉辦過展覽和地區遊覽導賞團等， 也在網上發表了一些多媒體的資料。不過印刷媒體的成果卻遲遲未見出現，用吳俊雄的說法：「這些事情一生人只做一次，不如做到最好。」結果，從「黃霑書房」開始工作起計，歷時約十六年，「研究霑叔」的書籍才在今年書展期間出版。 整個出版計劃野心不小（理應如此），題為《保育黃霑》的系列以盒裝形式推出，製作和裝幀極為精美。一盒五冊，只出限量一千五百套，其中第一冊至第三冊另有單行本發售，其餘兩冊為資料式的附錄。 輯錄專欄文章  講生活 講流行音樂 第一冊《黃霑看黃霑》和第二冊《黃霑與港式流行》均以他昔日發表過的專欄文章重新輯錄整理而成。前者聚焦霑叔前半生(1941-1976)的生活，或可視為半自傳式作品。內容讓讀者了解到他一些較鮮為人知的事蹟，包括童年生活、學生時代、廣告創作生涯，以至從吹奏口琴和業餘演出話劇得以進入流行文化工業的因緣等。經過編者吳俊雄以社會學家的角度作導讀梳理，書中又呈現了當時的宏觀社會背景，包括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的深水埗、霑叔成長時代流行的音樂和電影，以至那段時期的社會經濟變遷等。 《黃霑與港式流行》集中輯錄霑叔談論流行音樂的專欄，當中有簡單的理論、分析和評論，但更有趣的是他的親身經歷和接觸的人物，例如他撰寫廣告歌曲的技巧和用裝飾音來解決粵語九聲配譜的問題，「偷師」自時代曲大師梁樂音。他對這一代已少人認識的昔日樂壇狀況也作了不少補白，例如當年的錄音室隔音設備很差，錄音時，「要等飛過的飛機遠去……要讓警車警笛靜下來」。 霑叔強調，聽音樂不必講求知識或樂理，最重要聽者自己喜歡，因此他在評論推介時，不論談的貝多芬、貓王皮禮士利，同樣以最顯淺、普羅大眾能懂的文字入手，但同時不免多少夾雜專業角度，這種不經意的深入淺出手法極為成功。此外，他的音樂口味極為廣泛，從書中涉獵的題材可以看到，由西方古典、中國戲曲、日本太鼓、歐美流行曲、印度音樂，以至現代前衛音樂，他無所不聽（他自認反而極少聽中文流行樂）。以樂迷角度，他的推介也甚具參考價值。 2005年，吳俊雄初到黃霑書房後，造了一個書房的模型，展示內裏格局。（吳俊雄提供圖片） 第三冊內容是霑叔書房「開倉」 平情而論，上述兩冊的內容輯自專欄文章，無可避免未夠全面深入，個別環節稍為零碎，間中又見重複。從這個角度衡量，第三冊《黃霑書房──流行音樂物語》就顯得更有深度和閱讀價值。吳俊雄介紹這一冊的內容時，說是將霑叔的書房「開倉」，展示他很多從未曝光的物件。不過除了文物圖片外，也有豐富深入的文字資料，補充了第二冊的不足。這些資料大部分取材自他在專欄以外的文字，包括學術論文、演講稿、傳真（fax）書信和訪問等。一方面，他對個別課題作出了較深入完整的論述，例如他以填詞人角度夫子自道粵語流行曲的歌詞創作、憶述菲律賓樂手對香港樂壇的貢獻，以至詳述自己個別名曲的創作歷程，都是難得的重要文獻；另一方面，書中展示了他和顧嘉煇、徐克和戴樂民（Romy Diaz）等人的傳真書信、手稿和樂譜等，也更立體地呈現了霑叔的音樂工作。 從「研究霑叔」角度，《保育黃霑》套裝書令人獲益良多，不過相關的研究工作值得做的還有很多，特別是霑叔在音樂以外的工作，書中著墨甚少，也沒有正式探討他各個範疇工作的互動關係。筆者相信，「研究霑叔」的工作，日後值得做的還有很多。

Marianne Faithfull (圖片: i.guim.co.uk) 1964年推出的第一首歌曲《As Tears Go By》，憑甜美嬌嫩的歌聲一炮而紅。 現年七十四歲的英國女歌手Marianne Faithfull今年初接受《衛報》訪問時，劈頭就跟記者說：「我忘記了很多近期的事情，遙遠的過去我記憶得很清楚。你不會明白這有多可怕。」 導致她失去記憶力的是新冠肺炎。去年4月，年邁的Faithfull仍然活躍—-她忙於灌錄第二十一張個人唱片《She Walks in Beauty》；以她1994年寫的自傳為藍本的傳記電影也在拍攝中。談及那部電影，她說：「我不需要作甚麼藝術上的參與──我活了這一生，已是足夠的參與。」 憑《As Tears Go By》走紅 Faithfull的一生確實充滿傳奇色彩。她擁有貴族血統，母親是奧地利和匈牙利混血的男爵夫人，父親曾在倫敦大學教授意大利文學。她青春少艾時外貌清純，在英國雷丁的咖啡廳唱民歌，給The Rolling Stones（「滾石樂隊」）的經理人Andrew Long Oldham看中，1964年推出的第一首歌曲《As Tears Go By》，憑甜美嬌嫩的歌聲一炮而紅。不過Faithfull生性反叛不覊，很早已染上吸毒惡習，而且根本沒有興趣當流行歌手，在1965年就結婚生子，但是未幾卻與The Rolling Stones的Mick Jagger打得火熱。兩人分手後，她的毒癮愈來愈深，音樂事業陷於癱瘓，更一度貧病交逼。 但是到了七十年代末，Faithfull戒掉毒癮後復出，1979年推出《Brok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