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花》是王家衛導演的首部大陸電視劇作品，改編自金宇澄的同名小說（原題《上海阿寶》），千呼萬喚之下，中國央視於2023年底推出。故事背景設定在1990年代的上海，年輕商人阿寶（胡歌飾）在改革開放的環境中如何歷盡艱辛，在上海的商界打拼，其中的商戰股票市場激鬥的故事，穿插於阿寶與四位女性的感情轇輵。

劇集自播出以來，一如所料，引起觀眾的熱議，中文社交媒體對《繁花》的評論亦是毁譽參半。其中有網友讃賞王家衛的美學表現，稱其劇作為「年度最具藝術感的電視劇」，認為電視劇呈現了時代和上海文化的懷舊美。然而，也有觀眾指出，劇集相比於原著故事過於碎片化，缺乏連貫性，部分情節被刪減，並批評該劇過於「感性」，缺少原著的「接地氣」風格，不少人認為劇中呈現的80、90年代上海並非真實的再現，而是一種虛構的懷舊情懷，認為整部劇更像是王家衛在炫耀其個人風格，而非忠實於原著和上海的地方歷史。（讀過原著小說的人都知道，電視劇跟小說幾乎是兩個不同的文本，而劇本刪除了小說中60年代文革時期的部份——阿寶的老爸是個老革命）。至於滲進大量80和90年代的粵語和國語流行曲，雖然盡顯王家衛大膽在電影挪用MTV的特色，如「重慶森林」所顯示的都市電影風格，但有網友認為大量流行曲反而令電視劇顯得有些俗氣，未能有效推動故事的發展。

雖然距離《繁花》在國內電視播出幾乎已經一年，不過值得討論的影視作品，從來不會過時。作為一重點推介的陸劇，《繁花》事必要緊貼國家改革開放的主旋律，固然是無可厚非，但以此來全盤否定此劇的曖昧論述，未免小覷導演以至創作團隊的野心。在重重意識形態的關卡下，電視劇重塑黃河路在經濟改革下的眾生相，通過影像、音樂和符號化的加工，在喧嘩和「超真實」（hyperreal）的廠景複製背後，是革命年代的告別，騎虎難下的經濟改革，以至於資本主義下的愛情和失落的故事，在當代中國經濟面臨全球危機，以及在國進民退的批評聲音之下，《繁花》想把觀眾帶回90年代想像中的樂觀而又困惑、艱苦但要奮進的心態。

此劇可說是王家衛把香港的「消失的美學」以更大的資本支持的陸劇形式在國內的另一次演練，追尋逝去的社會和人倫關係，而人心惘惘然對於未來的不安和威脅，只有寄托在劇中人物對將來保持一種赤子之心的衝勁和希望。

三個摩登女性與「欲望經濟」

一直在國家外貿公司擔任要職的汪明珠（唐嫣 飾），對寶總由敬慕而生愛，利用國家單位的優勢扶搖阿寶走到寶總位置，仗着的是革命同志的愛，在戲劇中後段終於理智按捺不着情慾，向男人斬釘截鐵的說可以「和你一起賣茶葉蛋」。但這個「革命加戀愛」在新的資本主義時代已成絕響。當在公司內遭到同事的陷害後，汪小姐決定毅然下海，自創一番事業，之後甚至和寶總爭奪工廠的訂單。「我是我自己的碼頭」——最後汪小姐找到自己的資本家身份認同與個人自由，她以後再也不會情歸寶總，她跟外灘27號的外貿公司已脫離從屬的關係。

在《資本主義與欲望的界限》（Capitalism and the Limits of Desire）中，約翰．羅伯茲（John Roberts）探討了「欲望經濟」（libidinal economy）與「自愛」（self-love）之間的關係。他認為現代資本主義不僅塑造了我們的消費習慣，還影響了自我認同，導致「自愛」與對商品經濟的糾纏不清，使個體過於依賴外部的物質社會作為成功和身份的認可，由此資本主義取代了真正的「自愛」，讓人們忽視內心的需求。

《繁花》中寶總和身邊的女性都得以在新的市場經濟下尋找真實自我，談何容易，他們試圖在消費文化中找到更深層次的自我認同，但徒勞無功，最後一切情愛的關係落得灰飛煙滅。「夜東京」老闆娘玲子（馬伊琍 飾）和阿寶相識於日本，在異國曾經幫他一把，回國後寶總出資開設了「夜東京」讓玲子當老闆。一直心生愛慕阿寶的她，為人又機關算盡，凡事錙銖必較的她，從來搞不清自己愛鈔票還是愛阿寶更多，最後毅然自立門戶，踢走阿寶，自己出資成為「夜東京」的老闆。

在黃河路上開業「至真園」的李李（辛芷蕾 飾），是從深圳來到上海，當年他的愛人A先生在深圳股票市場鎩羽而歸，她來上海開店是作為股票市場收風的大觀園，而寶總三番四次出手襄助營救她的生意危機，她亦多次為寶總提供消息，使其渡過股市的難關。二人關係曖昧，因為當經濟利益周旋於兩人之中，千絲萬縷，導致狹隘和壓抑的情感與利益，讓他們錯過了對自身和別人的真正關愛，亦無法向對方表白無言的愛。

最後阿寶落得孤家寡人，其感言道：「黃河路上談感情，這就是戇度（傻瓜）」（15集）；「黃河路是生意場，迎來送往酒足飯飽，無非都是為了一點虛名博利，熱鬧背後，其實是一個陌生的地方，但是當老地方老朋友，一個個都消失了，陌生地方也就變成了老地方」（22集）。

劇中故事角色在物質和情感上面臨困擾，其實早在《重慶森林》中已有端倪。電影中都市人物在追求真愛與對商品的迷戀之間的矛盾（今天又加上社交媒體），反映了人們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困境。現在看來《重慶森林》不過是小菜一碟，今天《繁花》才是撫平大眾創傷和激動人心的大茶飯。

在中國改革大潮和急速發展的「欲望經濟」之下，阿寶渴望真摯的情感，同時也在尋求自身價值和「自愛」。他在每次慘烈的商戰中，運籌帷幄，在劣勢下不屈不撓，幾乎是帶有中國式資本主義下的「紅、光、亮」的完美人物，而且陸劇不能像港劇般「重口味」，阿寶也是一個只能在精神之戀上得到「昇華」（sublimation）的完美情人。最後阿寶更違背他恩師爺叔（游本昌 飾）的警告，多番的商業決定違背了攫取資本的「個人主義」原則，主動離開了股票市場，並為失去的社群和集體感到悲傷。自此雲霧撥開，電視劇《繁花》成就了一個在主旋律意識形態下值得尊敬或哀悼的英雄人物。

電視劇《繁花》與茅盾的《子夜》

《繁花》中爺叔對阿寶警戒說：一個人走上紐約帝國大廈需要1小時時間，但跳下來只需要8.8秒。帝國大廈始建於1930年。茅盾的《子夜》（1933）故事也開始於1930年的上海的一個傍晚，三輛雪鐵籠汽車閃電似地駛過外灘毗鄰白渡橋，象徵西方資本主義和現代性昂然闖入上海，而西方現代汽車是當時現代性發展速度的指標。爺叔的金句，既提點阿寶股票市場起落速度之快，可以置人於死地；潛台詞是中國人要防範西方美式資本主義霸權對中國潛在的破壞。

看電視劇《繁花》不斷使我想起《子夜》中民族工業資本家吳蓀甫和買辦金融資本家趙伯韜在上海股票市場進行一場你死我活的搏鬥，吳蓀甫努力想利用股票市場建立民族企業，抵禦外資的入侵，最終功敗垂成。吳蓀甫體現的複雜的英雄主義，可以在阿寶身上看得出。他先在股票市場起家，跟著投入了三羊牌的衣服企業，要打造中國品牌，要與外國名牌較勁。他的服飾公司在開始股改的上海市場競逐上市，關心的是大量在體制改革後下崗的工人和女性。

阿寶和深圳來的強慕杰（黃覺 飾）在股票市場上幾次生死搏鬥，拼的是資訊、速度、時間和操盤人駕馭對手心理的關鍵元素。其中速度尤其重要：劇中經常提及「深圳速度」當時要比上海的快得多，因為深圳是中國改革的先鋒，而上海需要趕過來。

不過，這種速度不僅僅是物理上的快速移動，或是改革開放的進程，而更是一種人的情感和精神狀態的體現。因而在《繁花》中，人物的生活節奏與內心的焦慮、孤獨相交織。這時候，開往未來的「列車全速前進，帶來前所未見的風景，也將一幕幕人間聚散拋在身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沒有人可以獨善其身。」（14集）稍有別於吳蓀甫悲劇和全盤失敗，阿寶在股票市場最後一戰後選擇全身而退，將討價回來的金錢用來發展在浦東、川沙一塊田野上（按：川沙一帶即今日上海迪士尼樂園所在）。

當劇版《繁花》融入官方大敘事，阿寶要成為有良心和大愛的資本家，要承擔更多的社會企業責任；美式資本主義絕不可為，不能效法億萬富翁埃隆．馬斯克（Elon Musk）般擁有的巨大財富，而國家有數十萬無家可歸者和幾千萬無法獲得醫療保障的百姓。

阿寶的第一個女人：上海人在香港

當香港的回歸被納入在國家的大敘事之中，有着英美資本主義色彩和代表西方殖民主義「餘孽」的香港，其地位在劇中便顯得相當尷尬。阿寶的初戀雪芝（杜鵑 飾）在國家改革開放的1978年嫁到香港，1993年在尖沙咀半島酒店當服務員時碰見正在出差的阿寶，半年後猝然離世。雪芝有必要「趕在」慶祝回歸前「被消失」，離開阿寶的人倫世界和發展軌跡。而在半島酒店毗鄰的重慶大廈，1994年成為王家衛《重慶森林》的舞台，要記得王導也曾搭上世界前衞電影的列車，電影象徵着香港的多元文化和城市生活，及城市人孤獨感和情感交織的場所，亦成為「消失美學」的極致表現。

2024年12月17日完成於美國柏克萊

延伸閱讀：

Ackbar Abbas, Hong Kong: 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John Roberts, Capitalism and the Limits of Desire. New York: Bloomsbury Academic, 2022.

Leo Ou-fan Lee, “Shanghai (Midnight, Mao Dun, 1932),” The Novel, Volume 2: Forms and Themes, edited by Franco Moretti.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687-6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