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2024年的香港電影業，雖然出現了獲得歷來港產片票房紀錄第三位的《九龍城寨之圍城》（香港票房約1.13億元──按不同資料來源，數字或稍有差異），以及大破歷來紀錄的《破。地獄》（執筆時仍在上映中，香港票房至1月16日已達約1.6億元），但是正如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發言人田啟文指出，不能僅以一兩部作品成績理想就「自欺欺人」，在多家電影院結業之下，電影業前景未許樂觀；事實上在2024年已很少電影開拍。近年積極投資拍戲的天下一電影老闆古天樂也在一個電視節目中表示，今年香港的製作將會較少，甚至可能全部製作都要得到政府資助才能開拍。

如果說港產片製作量萎縮也有一點「好處」的話，就是很多過去無法作商業發行的小製作，現在因而爭取到在戲院放映的機會，得以接觸更多觀眾。近期公映的紀錄片《香港四徑大步走》和《十方之地》都是好例子。

《香》片獲得的反應尤其惹人注意。電影於去年12月6日作戲院首映，最初場次極少，大約每日只有一場，不過反應極為熱烈，每場均告爆滿。院商發現這股熱潮後，才逐漸加場，到了今年1月6日至12日的一周，收入竟超逾100萬元，並且在該周票房榜上排名第四。

按常理推斷，《香》片甫開畫就已獲得熱捧（即使只是少數觀眾），應該與影片的質素關係不大，反而是因為宣傳和介紹吸引到一個特定的社群，他們對題材極感興趣，樂意第一時間不問電影水平就購票捧場。到一票難求的消息傳出後，加上第一輪的口碑不俗，自然引發起更多觀眾的好奇心（包括筆者），決定進場看箇究竟。發行商本來出於看淡而制訂的排片策略，反而無心插柳，為電影造出聲勢，取得遠超於預期的票房成績。

這個社群應是香港熱愛在山野間遠足（本地粵語一般稱為「行山」）的人。我們從日常生活和傳媒報道中，也會感覺到這類人為數不少，眾所周知，著名影星周潤發和最近憑「優才計劃」成為香港居民的7屆英式桌球斯諾克世界冠軍奧蘇利雲（Ronnie O’Sullivan）均喜歡在香港行山。不過，行山這活動過去似乎鮮有成為港產片的題材，部分愛好者發現有與行山相關的紀錄片上映，忙不迭入場觀看，也屬合理不過。

何況《香》片描寫的，並非一般行山活動，而是香港山跑界的殿堂級活動「香港四徑超級挑戰」，參加者需要在72小時內跑完香港四大遠足徑（麥理浩徑、衛奕信徑、港島徑和鳳凰徑），全程298公里。筆者有一位熱愛山跑的朋友，曾完成歷時7日、長約250公里的「撒哈拉沙漠超級馬拉松」。他指「撒馬」與「四徑」相比，可算十分「輕鬆」，後者簡直是「玩命」，自己從來不敢動念參加，由此可見這項活動在行山社群中地位之崇高。

《香》片記錄的是2021年的「四徑」，較為集中於介紹其中數名參加者在路途上遇到的困難和心路歷程，以至他們的參加原因和事前準備。坊間評論大都指這部電影相當熱血，因此動人和精采，筆者大致認同──導演以細膩的筆觸描寫幾名主人翁在過程中受傷、遇到意外或表現不如原先計劃等變故時，各自作出堅持、調整計劃或放棄的決定，觸動人心，也充分表達了「四徑」這項香港獨特體育活動的魅力。

筆者一向認為，體育紀錄片最好看的地方，並非賽事，而是從中呈現的人性，比賽勝負的壓力可能對主人翁（通常是運動員或教練）的個人情緒、體育事業、經濟，甚至家庭造成重大影響，往往成為體育紀錄片中最動人的環節。在這方面，《香》片卻跟大多數體育紀錄片不同，因為「四徑」嚴格來說並不是競賽式的體育活動，參加者之間並沒有真正的勝負或名次，只是能在60小時內完成的選手獲列為「完成者」（finisher），72小時內完成的則是「生還者」（survivor）。相比很多體育紀錄片，《香》片呈現的人性未見深刻，只是簡單介紹了主人翁的職業、國籍和參賽經驗，但卻沒有詳細刻劃他們的背景和性格，觀眾也無從得知「四徑」對他們有甚麼重大意義，這無疑是美中不足之處。同樣道理，影片用航拍鏡頭拍攝了四條遠足徑的不少美景，無疑賞心悅目，但是如果有更多類近參加者主觀視點的賽道畫面，展示他們眼前面對的困難，影片應更有震撼力。

另一部紀錄片《十方之地》的情況卻跟《香》片大異其趣。論市場反應，《十》片一直未受重視，自去年12月19日開畫以來，一直只有每周數場放映，談論似乎局限於相當小眾的層面，雖然口碑十分理想，但卻未能如《香》片那樣引發更廣泛的注意。論風格，《香》片的畫面和對主人翁的描寫一直保持明亮和高昂的調子，反觀《十》片則從冷峻而沉鬱的態度出發。

描寫的是基層拾荒者的艱苦生活，用上比較平實的手法合理不過。電影以「十方」為名，固然因為與「拾荒」同音，但也刻意聯繫上「十方世界」這佛家用語的本意，導演黃肇邦解釋：「十方世界意指所有東西，一花一草一木都有自己的世界，各個大大小小世界連結，才能建立整個宇宙，即大千世界。在香港，我們往往沒有注意到很多小人物怎樣支撐著這個大世界。」

香港很多較貧窮的地區都有拾荒者，但黃肇邦以舊區紅磡作為拍攝地點卻是有趣而適當的選擇。他表示，2017年自己受港鐵沙中線工程延誤的醜聞啟發，有意了解紅磡區居民的生活，於是花了很長時間駐在區內一家回收店，跟當地居民，特別是拾荒者打交道，建立起互信關係。影片以該區的寶其利街為重心，四周單幢式的住宅舊樓林立，附近既有殯儀館和長生店，也有大量善信前來「借庫」的觀音廟，另一邊廂則是興建中的港鐵站和豪宅，環境形成強烈對比，也反映城市的急劇變遷，為電影建立起相當立體的視野。

《十》片以一個全家皆以拾荒謀生的家庭為主人翁，描寫他們將拾到的東西轉售予回收店，或於清晨在街上的「天光墟」出售，甚或自己吃下有冷飯剩菜的飯盒，另外旁及回收店和政府外判清潔工人的工作生態。觀眾不難從畫面中發現，社區內的眾多小市民有著一種沒有宣之於口的互相包容和協作精神──微小至汽車和行人會耐心地等候推著木頭車的拾荒者先行走過。

《十》片雖以窮人生計和社區變遷為題材，但卻跟一般時事議題紀錄片截然不同。片中完全沒有以製作者第一身出發的旁白，片中人物的受訪片段和說話也甚少，其他語言內容只有用作交代事件背景的數段新聞報道。換句話說，導演無意在電影中為議題提供具體的分析和建議，但從片後的分享會可以看到，他對問題其實有很完整的看法，只是他更著重以相對抽離的視點呈現實況，令觀眾更加關懷主人翁的處境，然後自己反思造成這種局面的宏觀問題。要達到這個效果，除了紥實的資料搜集和採訪外，更有賴出色的畫面和配樂，片中有幾段音樂令筆者想起Ry Cooder為《德州巴黎》（Paris, Texas，1984年）所做的配樂，同樣簡約而蒼涼。

其實，這兩部紀錄片展現了一股共通的精神，就是主人翁不屈不撓、迎難而上的積極態度──這大概也是香港電影人目前最需要秉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