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經是兩年多前的網上爭論：2021年底，網上意見領袖（KOL）蕭若元在節目中說，香港電影已不可能回復上世紀70、80年代的盛況。他是資深電影工作者，但已退出影圈多年，「老前輩」這番言論惹來好些年輕電影人不滿，認為香港電影依然大有可為，其中反擊最為激烈的可算是演員兼網上媒體「試當真」創辦人游學修。筆者認為，游學修等人當時所說的「電影」其實是指形式和發放渠道已趨多元的新式影像媒體，有別於蕭若元談論的傳統模式電影工業，雙方的著眼點根本不同，並沒有明確的對錯。
那麼各式在互聯網或串流平台播放的影像內容會否成為「新電影」，又會否與傳統的電影放映融合，互相影響，營造出新的影像藝術模式呢？目前正在上映、由「試當真」製作的《公開試當真》或許可算是香港在這方面的一次正式探索，而這項工作由「試當真」來做適合不過。游學修早於2014年已經憑創作團體「學舌鳥 Mocking Jer」在網上走紅，當時以將流行歌曲二次創作、拍成音樂錄像（MV）為主，他同時也擔任電影和電視劇演員。到2020年，他與許賢、蘇致豪合組「試當真」，目前在YouTube的頻道有接近53萬位訂閱戶，錄像製作以搞笑為主，每條影片的瀏覽量由數萬至數十萬不等；他們也曾舉辦舞臺表演、「校花校草選舉」，以至網上商店等。毫無疑問，「試當真」是目前香港最能緊貼年輕人口味和風潮的影像內容創作團體之一。
說《公》片是網上節目進軍電影市場的探索，不單因為「試當真」過去的創作以互聯網為主要發佈渠道，更因為這部電影的片段本就源自一個YouTube節目系列《EA Exam真係驚》，經重新剪接，加上未經發表的影片而輯成《公》片，不折不扣是將網上節目搬上大銀幕。
以年輕人為主要市場的「試當真」選上公開試作電影題材，看似合理──絕大部分香港學生都要承受來自公開試（目前主要是中學文憑試）的壓力，這是他們切身的課題。但是數十年來，港產片鮮有真正以考試為探討主題的，在眾多青春片中，不論是走叛逆憤怒風格或陽光勵志路線的，考試至多只是困擾主人翁的眾多因素之一而已，往往給輕輕帶過，即使是在近年認真剖析少年成長問題的電影《年少日記》（2023年）中，主角固然要面對考試成績的壓力，但是問題的癥結還是來自父母的不滿。
電影人無意處理這題材，當然有其原因。讀書或「準備考試」並非體育運動或唱歌跳舞，在電影中難以營造出吸引的畫面，過程中也不易出現富戲劇性的高低起伏情節。換句話說，這課題雖然重要和有意義，但實在比較沉悶和不討好。
或許正是這個原因，「試當真」在拍攝網上節目以至《公》片時，構思了一個較為有趣的切入方式：主人翁滕毅康（「阿康」）是應屆文憑試考生，一直沒有認真溫習。「試當真」的許賢找來大量補習名師，在100日內為阿康惡補，看看能否取得理想成績，而早已大學畢業的許賢也陪同阿康，報考兩科。當然，以嚴格的紀錄片製作標準，製作人不應積極介入拍攝對象的生活和事務之中。因此，《公》片的構思可算接近「真人騷」（reality show），多於傳統意義的紀錄片。
其實，筆者觀賞《公》片時，一直在猶豫的，正是該用甚麼框架來評價這部電影：是傳統的紀錄片標準，還是類近網上節目的？後來，筆者想到，既然「試當真」以現行電影發行的遊戲規則來處理《公》片（一般電影在電影院的放映、排片和收費方式、正常的電影長度，以至宣傳模式），那麼筆者也不妨用較為傳統的準則來看待《公》片──當然，這種觀點不應是唯一的評論標準。
用這個角度入手，將《公》片視作認真剖析時事／社會課題的紀錄片，大家或會想像電影的主旨應該是探討香港公開試制度的利弊，甚至進一步觸及整體教育制度，又或「補習天王」的現象。假如這真的是「試當真」的原意，那麼拍攝的應屆考生就不應集中在阿康一人身上（更何況阿康的背景實在較為獨特，既是「校草」得獎者，也曾經是香港五人足球17歲以下代表隊成員），如果同時拍攝數個不同背景的學生，並且不加入現實中難以安排得到的名師補習，純以數名學生的學習、生活和心態互相參照比較，電影的內容可能會來得更真實、深刻和宏觀。
筆者明白，若這樣處理，電影內容可能來得較為嚴肅或沉悶，遠離「試當真」一貫輕鬆和嘲諷的風格。同樣道理，《公》片加入許賢參加考試的設計，大概也是從營造足夠娛樂性的角度出發；同時也要借助他的說話，來直接表達製作團隊的某些理念和立場。不過電影用上不少篇幅拍攝許賢，卻又令描繪真正公開試考生生活的部分顯得更為薄弱；此外，許賢參加考試，與阿康的個案起到的對照作用，其實也不明顯。
當然，《公》片未必純然想走嚴肅議題探討的路線，但是在「意義」和「娛樂性」之間的刻意平衡卻隨處可見。電影找來過去曾為「100 毛」拍攝《星期三港案》的梁奕豪（又稱「贊師父」）執導，已有偏離「試當真」一貫風格的意圖。但是，這種平衡有時來得兩邊不討好，例如電影一如很多時事紀錄片的做法，訪問了不少人對公開試的意見，但除了「補習天王」林溢欣和「十優狀元」麥明詩較有見地外，其他眾多「試當真」成員對公開試的不滿和批評雖也言之成理，卻流於表面，也未能與阿康的個案有機地結合。
《公》片最出色的部分，反而是阿康父母、許賢母親等與兒子的關係。電影真摯地表達出兩代的關係和情感，父母雖然著緊兒子的公開試成績，但態度開明理性。許賢母親的看法由於經歷長時間的沉澱，更為動人。但正如上文所述，《公》片需要兼顧眾多環節，在表現較好的「人情」這一環也無法描畫得更為深刻，例如阿康與同學、友人和教師的關係就著墨甚少。
從技術層面看，將網上視頻搬上大銀幕也有困難之處，大概因為影片原本是預算作網上播放的，著重適合在手機或平板電腦觀賞，因此有大量近鏡和特寫，甚少中遠鏡，在電影院觀看，畫面比較欠缺傳統意義上的「電影感」。
無疑，如果我們認為在網絡時代觀看「新電影」，已經不適宜應用傳統的電影評論標準，那麼上述一切批評，可能都無關宏旨。問題是：花上近100塊錢，在特定時間走入特定空間（電影院）的觀眾，在過程中不可以將畫面暫停去喝一杯飲料或上洗手間，他們會對看到的影像（姑勿論那是否傳統意義中的「電影」）有甚麼期望？即使他們本來在網上世界是「試當真」的捧場客，到時要求會否不同？這種作品會否吸引到那些原本不看網絡影像的電影觀眾，自然是另一個疑問。
答案不會單從《公》片一部電影就找到，更多的探索和實驗值得鼓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