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新冠疫情肆虐,香港電影院被逼關閉一段時日後,沉寂已久的港產片市場到暑期自然熱鬧起來,惹人注目的作品不少:據說耗資達4.5億元的科幻巨作《明日戰記》、七大導演聯手的《七人樂隊》、韋家輝十多年來首部執導作品《神探大戰》、有Mirror成員演出的喜劇《闔家辣》和《阿媽有咗第二個》……不過說到口碑最好和票房反應最出人意表的,則肯定是獨立小本製作《緣路山旮旯》。
《緣》片是愛情小品,導演黃浩然用一句話概括劇情:「一個宅男認識了五個女孩子,她們全都住在很偏遠的地方。」吸引觀眾的,不單是電影中輕鬆浪漫的愛情故事,更是片中刻意安排的「山旮旯」(粵語中「偏遠」的意思)場景。這些地方景色美麗,很多香港人可能聞名已久,但卻甚少踏足,因此勾起了觀眾的香港情懷,加上影片中一些含蓄的訊息,以至男主角岑珈其在網上遭人嘲諷為「樣衰」(長相不好看)引發的議論,令到影片成為話題之作。該片於8月4日在香港上映,最初電影院安排的場次不多,每天不足70場,而且多數集中在早上和晚上,第一天的票房僅得11萬元,但口碑傳開後,票房陸續攀升,更罕見地出現到第二周電影院增加場次的情況。截至5月19日,票房已突破500萬元。
《緣》片是黃浩然執導的第三部電影,首兩部作品《點對點》(2014)和《逆向誘拐》(2018)雖然也有好評(黃曾以《點》片獲香港電影金像最佳新晉導演提名),但只局限於小眾,票房也不甚理想。他這樣分析《緣》片的成功之道:「我拍攝時已知道,這部電影比前兩部有較多商業元素,容易明白。」
他不諱言,因為首兩部作品都虧本,達到收支平衡是《緣》片的目標之一:「要達成這目標不外乎開源節流。節流我做到了(詳見下文),開源就是要面對最闊的觀眾層面,就要『畫公仔畫出腸』,因此有很多旁白,盡量將內容說得清楚,不用含蓄的描寫。」
至於很多觀眾讚譽《緣》片洋溢香港情懷,黃浩然倒覺得是正常不過的事情:「我是香港導演,在香港拍攝關於香港的內容,自然有香港味道……我花大部分時間構思角色和情節,根本不會多想怎樣會有多一點香港情懷,更不知道要用甚麼方式表達情懷──我也想有人可以教我這樣的理論。」
現年約50歲的黃浩然說,唸中學時已知道自己將來會做傳媒工作:「我當時很擅長作文,也寫得快,而且對社會很多事情都有意見想表達──最適合的工作自然是傳媒。」他大約中四開始觀看大量電影,對他影響最深的是法國導演洛‧比桑(Luc Besson)的《夜海傾情》(The Big Blue,1988):「我覺得很震撼,視覺效果非常強,故事特別……這部電影令我想到,自己是不是可以做導演呢?」
不過黃浩然1993年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科藝學院,獲得電影電視文憑後,卻沒有投身電影圈(除了短暫時間受聘於徐克的「電影工作室」)。他中學時期已開始為雜誌撰稿,畢業後主要從事文字傳媒工作,做過雜誌、報章和網站的編輯、記者,範疇包括副刊和體育。直至2001年,他開始接拍香港電台的外判製作電視節目。到了香港電影市道極度低迷的2010年代,他在2013年才拍攝第一部電影《點對點》。他說:「我覺得文字媒體太簡單,對我來說已沒有挑戰性,沒有意思。拍電影是自討苦吃,有簡單、舒服的事情不做,做複雜和辛苦的……收入又少。當然,也因為我有很多東西想說……我甚麼都想表達。」在過去接近10年間,他雖然於2014年至2020年間曾在香港公開大學(現稱「香港都會大學」)出任全職高級講師,教授電影,也做過其他攝製工作,但已差不多完成了4部劇情長片(包括已拍攝好、正在剪接的第四部作品)。
大多數香港導演想拍電影,都會去找電影公司推銷自己的構思,如果獲得老闆青睞,就可以開拍。黃浩然卻另闢蹊徑:以第一部電影《點對點》為例,耗資230萬元,藝術發展局有40萬元資助,另外高先電影公司有20多萬元的投資,其餘全由他找朋友集資。他表示:「第一部比較困難,集資時間超過一年,到開拍時仍在籌集之中,之後幾部愈來愈容易。這些願意集資的朋友當然不是為了賺錢,可能是為了支持我,或支持香港電影,又或有很多閒錢,覺得這件事很好玩。我對所有投資的朋友都說兩點,第一:『你付出這筆錢,就先當作全部虧蝕好了。而你不是借錢給我,所以我是不會償還的。』第二是他們沒有權力影響那部電影的創作或製作,這是在合約註明的。」對他來說,這個方法最重要的是肯花時間:「我跟每個投資的朋友都個別商談一次。」他的幾部作品都各有約20個朋友投資。
不過黃浩然也坦言,以朋友集資這個方法來開拍電影,不是所有香港電影導演都能做到,他勝在人脈廣闊:「我做過十幾份工作,涉及多個範疇,認識很多人;另外,跟我同齡的中學同學之中,有很多拿幾萬元出來只是閒事。我的集資能力肯定強過一個約30歲的年輕新導演。」
用這種方式籌集資金拍攝的,自然是小本製作,黃浩然說他在摸索一個低成本拍戲的方式:「《緣路山旮旯》是這個實驗的第一部,好像也算成功。我不是將一部原本要用600萬元來拍的電影,盡量削減各方面開支,變作300萬元成本。這個所謂『將貨就價』的方式很多人做過或在做,但根本不可行。我用的方法是在構思故事和劇本時,已加入一些設計,令到我們可以用很少工作天已可完成拍攝,因為拍攝日數是製作預算中最大的變數,日數少,預算自然縮減。」他以《緣》片為例,只拍了12日:「不是我拍得特別快,你找一個跟我資歷相近的導演來拍這劇本,同樣可以12日拍完。」黃浩然的第四部作品更只拍了7日,共10組,耗資約180萬元(一般較小本港產製作通常是17至19組)。
他的另一個竅門,是自己同時兼任監製、導演和編劇,因此在構思故事時,已經考慮到拍攝時的難度,包括是否借到場地等,這樣自然容易控制成本。例如《緣》片中最後一場男主角在長洲示愛的戲,拍攝場地其實是黃浩然自己的住所。
他笑說,自己在做學術研究:怎樣可以便宜地拍電影的理論。這個理論若能成立,就其他人都能應用。當然,這種方式是有局限的,他表示:「只能夠拍小品,拍文戲,但不一定是愛情片。」
在市道低迷之下,看來香港電影工作者的創意不單需要應用於內容創作,更需要花於構思集資和製作模式方面,找出獨特而適合自己的路。